中國網：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中國訪談?世界對話。在對話陸川的發布會上，中國網有幸采訪到了《南京！南京！》的年輕導演陸川先生，就《南京！南京！》這部影片的相關問題對他進行了專訪。
首先我第一個問題想問您，在拍攝這部片子中間您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是關于地理環境、氣候變化，還是調動人員、資金方面的困難？
陸川：資金困難。
中國網：因為我曾經看到過一篇報道，別人問你為什么南京城只建了那么大？您就說因為沒有錢。
陸川：確實是因為資金問題。
中國網：您在拍這部片子中出現資金短缺的問題，您想到哪些方法來克服這個困難？
陸川：克服資金困難笨辦法就是大家少拿錢，另外在中間資金鏈斷裂的時候，有一度停拍了40天左右，在08年的春節期間，一直等資金鏈修復才拍的。
中國網：我看到您是這部片子的導演，同時也是這部片子的執行制片人。我想請問您，一開始拍這部片子的時候，您是從商業和藝術兩個方面來并重的，還是更加專注于商業方面的？
陸川：我完全沒有注重過商業，執行制片人是向下管理的，去管理整個生產流程。至于發行等等是制片人管的。像我的角色就是要把這部戲做完。其實在做的過程中沒有太考慮商業的因素，如果考慮商業的因素，可能不會拍那么長時間。
中國網：在04、05年的時候您曾經看過《拉貝日記》，是否對您創作劇本有一些啟發，或者說受到一些影響？
陸川：我看了太多書，《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東瀛日記》、《荻島靜夫日記》，像這類的日記看了有100多本，我覺得都給了我一些影響。
中國網：您在這部片子中主要是表現中國人被屠殺的場面，但卻是以一個日本兵的視角拍的。我想請問一下，最初就是這樣設計的，還是最終剪輯出來就是這樣的結果？
陸川：大家問這個問題很多，其實這里有兩個視角，一個是中國人的視角，一個是日本兵的視角。但是這顯然是從一開始就設定的，從一開始就打算這么拍。
中國網：還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問題，我想請問您，我覺得這部片子給我印象特別深的場景中包括日本人在南京的那場祭，給人的感覺非常有沖擊力。為什么您會考慮拍這樣的場景？是為了表現什么東西？
陸川：在這部電影中的結構上，有兩種屠殺，第一個是對人的屠殺，就是在40多分鐘的時候。還有在片尾的時候，這場祭祀。這場祭祀在我看來，實際是一種侵略軍對被侵略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的屠殺，所有的侵略戰爭都是以第一種肉體的屠殺為手段，以第二種屠殺為目的。日本人在肉體上消滅了你的軍隊之后，緊接著就是要在你的廢墟上用他的文化去主導你。所以我覺得你感到震憾是因為泯滅的記憶被喚醒了，而且你也意識到在我們的周圍可能存在一種很強大的文化實體，所以這是我需要觀眾自己直面的東西。
中國網：我看到之前網上有一些關于您的報道，您對這部片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希望它在日本上映?，F在這個事情運作得怎么樣，您能介紹一下嗎？
陸川：在逐漸接近目標，應該很有希望吧。
中國網：影片中出現了這么多屠殺的場面，把場面的殘酷表現出來，對您講出整個故事，是不是用日本的角度會造成一些困難？
陸川：我覺得這部電影被很系統地誤導和誤讀了。這個電影顯然是有兩個視角，角川在開始出現并不意味著中間的敘事就是按照角川講的，所有中國人的段落都以中國的方式在講，它是完全的兩條主線，兩個視角。
中國網：如果硬要把它說成是日本人的視角，可能是一種觀眾的誤讀。
陸川：不是觀眾的誤讀，而是一個特別有意的誣蔑，當然我覺得幫助我們電影炒作也挺好的，有很多觀眾想看一個以日本人的角度去做的結果，但實際上它不是，它是兩條線。
見面會對話內容：
電影，不需要負擔
陸川：寧浩他有特殊的意義，他是我的一個小兄弟，我們倆關系很好。我們倆最早認識是在柏林電影節，我們倆坐在臺階上，他當時送過去一個藝術片，我當時送過去的是《可可西里》。我們兩個坐在那里都覺得別的電影特爛，我們倆的電影特好，我們倆特失落地坐在臺階上看著別人在比賽。當時我就說，寧浩，你下面想拍什么？他說沒有想好。他問我想拍什么？我說我也沒有想好。當時我們倆一塊看了一場電影，叫《海鮮》，是朱文的。
朱文特棒，我和寧浩在下面看了幾個片子，因為我們去了很多電影節之后，就知道電影節對于影片的挑選是特別偏的，它是極度意識形態的。所以我們的很多年輕導演出去之后，在那種環境下開始說一些，比如我的電影在中國是被禁的，我們被壓迫，說一些這種話。但是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朱文特厲害，他在臺上，記者問他“你這部電影肯定在中國被禁，是不是這樣？”他當時回答說：“你就別問我這問題了，我現在這種拍片的方式就選擇了這個結果，咱們就討論電影本身吧?！蔽揖陀X得朱文是一個特別有品格的人。
我覺得批評應該在內部，對這個國家的批評應該在國家內部，但要出了國，最好不要。因為大家看你還是中國人，你把中國罵的一文不值是一個特別無聊的事。所以當時我和寧浩在那兒看著，其實我們倆都在想下部片拍什么，我都沒有想到寧浩這廝直接“裸奔”了，一下拍了《瘋狂的石頭》，因為和他上一部片子完全是一百八十度的轉彎。但是我覺得特別好，因為我覺得中國特別需要寧浩這樣沒有負擔去拍電影的人，你想他那部片子200萬，后來市場是2000萬，現在所有人都在跟風學，我覺得這是一個特別牛的狀態。所以這個市場需要更多的年輕導演去沖，去突破這些禁忌，讓所有的東西從不可能變成可能。
采用日本人的視角是必然
陸川：其實我特別奇怪，為什么會有很多人在說我的這部影片為什么從日本的角度講。因為當時我拍的時候完全沒考慮這個事，我真的覺得這不是唯一的一個角度。首先我認為它是兩個視角，中國人的視角和日本人的視角，我沒有細分這么多。我覺得這部電影中日本人的視角是存在的，中國人的視角也是存在的，而且日本人的視角是我覺得70年后做這部電影是必須要放進去的。我們已經60年都在以我們自己的角度去講這個事，《小兵張嘎》、《地雷戰》、《地道戰》，還有各種各樣我們自己創作的片子都是以我們自己的視角做的。我覺得難道不應該讓當下的觀眾再去看一看我們的對手是怎么看待這場戰爭的。而且我們作為受害者，從一個簡單的角度來說，一個受害者往往只能看到一個局部，但只有這種暴行的實施者才能看到暴行的全部。從一個日本兵進攻開始，進入南京城，參與屠殺，見證整個罪惡，他自己的心路歷程，這對整個南京慘案是一個極大的補充。
而且我覺得60年了，對于這個題材我們沒有一部以我們的角度走出過中國，所以我覺得70年后做這個事，72年后我們要拍一部電影干什么？如果還是想國內的觀眾自己喊喊口號，哭一把，就沒有做的意義。如果要讓這部電影承載著這些事實，承載著這些觀念，走出中國去影響更大的世界，讓中國以外的觀眾去接受這個觀點的話，日本人的視角不僅僅是必須的，而且是必然要存在的東西，它已經成為一個真理了。角川的目擊成為對這些事實傳遞的最好的一個方法和渠道，從當事人的角度，而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從暴行的實施者的一分子的角度，而不是從受害者的角度講這個事，我覺得是成為一個最有力的角度。所以這種爭論是被誤導的，因為我們做一個事情總要想結果。我們大家自己看完高興一下，這樣的電影很多，但是有用嗎？我覺得沒有太大用處。
《南京！南京！》與中日關系
陸川：我原來就是學軍事外交的，我對中日關系的看法是什么？我覺得一種友誼，或者一種關系就和婚姻關系或者戀愛關系一樣，它首先要信息對等。比如這個男孩得知道這個女孩真實是怎樣的，這個女孩也得知道這個男孩怎么回事，如果信息不對等，哪怕現在是甜蜜的，但到一定時候，有些不對等的信息透露出來的時候，那就要看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比如女的突然發現男的已經結了4次婚，這就沒法聊了。中日關系也是這樣，我們其實一直想和日本友好，但是我們心里有一塊傷，傷在隱隱作痛，這個傷就是大屠殺。日本人全都忘了這個事，因為它是實施者，老記得原子彈的事，它不記得它在別的國家做的事，它老覺得你們為什么恨我們，踢場足球就跟打場仗似的，為什么？所以我覺得一個民族遺忘的事情，以對歷史的遺忘為基礎的友誼我們需要不需要？坦率地說，我覺得暫時需要，但是你要了也是不穩定的。
我覺得我做這部電影是要把這事夯實了。從日本的角度來說，它必須知道這個事，不管我在中國受到多少批評，一個不可以否認的事實是，現在日本所有媒體包括產經、讀賣、朝日新聞，這些在中國的記者全都秘密地進了電影院，看了這部片子。
主持人：他們的評價是什么？
陸川：朝日新聞駐京的局長非常喜歡這部電影，他們認為這電影很客觀，他認為日本大多數人是可以接受這部電影的。讀賣的記者也是這么說的。我們馬上在上海，給駐上海的留學生包場給他們看，然后再到東京給全部日本媒體看，這些都在計劃中。這就是一個教育的過程。先別著急，中國只是一站，先別說這部電影怎么著，都不要去評價，因為我們的活沒做完呢，等我們把活做完再說。我覺得這就是要把信息對等，你們必須知道中國人的傷疤在哪兒，你們可以不去道歉，或者假裝沒聽到這個事，但要知道中國人為什么這樣。我就是和日本朋友聊這個事。
作為我，剛才您問我拍的時候有沒有擔心？我確實沒有想過。因為我覺得那些批評者，我特別希望他們冷靜下來想一個事，如果我陸川不拍這部電影，你會不會暴跳如雷地說這些話？不管怎么樣，我能讓你暴跳如雷，能去想這個事，去思考這個事，這就是這部電影的意義。因為已經70年了，很多人已經淡忘了這個歷史，這部影片如果能讓當下的國人想這個事，思考這個事，它的意義也做到了。顯然一部電影不能給一個真理，我只是從我的角度，很真誠的，我對這個事的理解，用我的方式去講了。
戰爭是什么？殺戮是什么？
陸川：我這么拍實際是想讓觀眾知道，尤其想讓那些嘴里一直有戰爭叫囂的憤青知道，我想讓他們知道一件事，就是戰爭到底是什么，殺戮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虛寫，我有很多辦法虛寫，我干脆前面都不要了，直接要最后日本兵走上去看到一個尸體的海洋不就完了嗎！我不知道你們有多少人看過真正的殺人，我為了拍這個戲，沒有說看真正的殺人，但我讓我的助手找到了很多槍決犯人的紀錄片，我也找到了很多在二戰期間殺人的紀錄片，我在一段時間里很痛苦，不得不面對這些紀錄片。我在連起來看這些紀錄片的時候，我突然發現，對人的殺戮是這個世界上最丑陋的事情，也是這個世界上最殘暴的事情。你只有了解到這一點，當你嘴里說我們要去打誰，我們要殺誰，你會去想這句話的結果是什么。
所以我覺得我必須把這種殘暴、這種血腥、這種丑陋不加任何遮掩地呈現在銀幕面前，你得知道戰爭是什么。我們又不想拍開膛破肚，特別生理的東西我都不想拍，我選擇現在的拍法，我就想讓大家知道，當一個武裝集體對另外一個手無寸鐵的被侵略集體進行滅絕性屠殺的時候，它的規模是什么樣，它的冰冷度是什么樣的，它呈現出來的是什么樣的狀態，它是完全冰冷的。里面可能任何一個有七情六欲的人，有思想的人，熱愛哲學的人，熱愛美術的人，熱愛生命的人，放在大屠殺里，完全變成了瞬間會被撕碎的人。
所以我在看這些東西的時候特別想把它再現出來，我覺得哪怕看完這部電影你什么都不記得，你記住這個，那么對于你的當下，對于你的生活態度，對于你再說一些事是有幫助的。這就是我要這么拍的最核心的原因，因為我覺得我要拿這場戲打擊觀眾的感知，就是你了解戰爭嗎？我們以前在電影中對戰爭和屠殺的描寫都是近乎于狂歡形式的，就像放禮花，槍炮也特別漂亮，你沒有真正見識到什么是殘酷。所以這次為什么要用一種絕對現場性的展示手段，一般來說拍這種場面有10個動作演員就不錯了，我們有一場戲把能夠找到的50多個動作演員，還有各個體校的、武警大隊所有能夠直接摔跟頭的人抓在一起進行往地上摔的訓練，訓練一天，就是要求他們在群體倒下的時候別穿幫，就是想讓大家知道在屠殺中人是多么渺小，多么脆弱，想讓大家看到屠殺的本質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