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背光里的李光耀

范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

初次近距離觀察李光耀先生，是2013年2月新加坡國會辯論期間。作為一名在新加坡訪學的外國人，有機會觀摩這個國家的國會議事流程，可以想見筆者當時那種別樣的心情。國會議員們的唇槍舌劍正令筆者思緒萬千時，視線里突然出現了一位瘦削的白發(fā)老者，步履雖然蹣跚，卻是頗為穩(wěn)健，仔細看時竟然是：李光耀。

那一次的國會議事主題是關于新加坡人口政策白皮書的辯論，李光耀的出現說明了這一議題在他心中的位置。后來的幾個月里筆者又曾再次見他出現在國會辯論現場，但是卻遠沒有這第一次的印象深刻，而他離場時那緩慢地漸行漸遠的背影，似乎也在昭示著李光耀時代在這個島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中也在漸漸地遠去了。

在新加坡訪學期間有幸全程觀摩了榜鵝東的補選，對于選舉的話題也早已成為該國公眾津津樂道的談資，尤其是年輕人。知道筆者對于選舉的興趣，他們自然不會遺漏向我介紹2011年大選期間他們所了解的李光耀先生。

其中幾位居住在阿裕尼集選區(qū)的朋友就有一位是將選票投給工人黨的選民，她認為李光耀時代已經過去了（即使李光耀先生可以活到100歲），因為他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已經非常弱，畢竟未來都是年輕人的。但是，她也明確指出他們這些年輕人對于李光耀的那份敬意，并不會消失，因為是他領導這個國家實現了第一波的騰飛，是他給新加坡注入了正能量。而這一觀點自然得到了其他幾位人民行動黨支持者的極力贊同。

筆者的這位新加坡朋友之所以說李光耀先生在年輕人中的影響力走弱，大概是源自2011年大選時李光耀警告阿裕尼選民如果投票給工人黨會“后悔五年”的那句話，即使李顯龍出來道歉強調其不同意這一觀點也難以挽回大局，后來選民還是用選票做出了他們的選擇，致使人民行動黨第一次在集選區(qū)選舉中落敗。而此次選舉失利后，李光耀與吳作棟決定退出內閣，如此便為其52年的內閣生涯劃上了一個句號。

李光耀時代正在落幕，李光耀的背影也讓筆者世新加坡的治理模式有了更多的思考。綜觀李光耀90多年的人生歷程，其所遵循的基本理念有很多，中外學者對此多有論述，這里筆者僅就兩個較具典型的方面來談一下，即：平衡與法治。平衡強調的是靈活的實用主義，而法治則注重的是嚴謹的規(guī)則性堅守。

作為人類文明的智慧結晶，不論是中國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合縱連橫，還是近世歐洲的大國協調機制，平衡理念都是重要的指導思想。對于李光耀而言，新加坡的小國身份更是不可避免地決定了其在處理內政外交的實踐中理應將平衡理念奉為新加坡國家治理的圭臬。

多年來，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美國沒有放緩它回歸東亞的腳步。而李光耀也多次表示，要讓美國人對西太平洋地區(qū)保持興趣，借助美國的強大實力和先進技術來“制衡中國”。

自1965年獨立以來，作為地圖上的一個小紅點，新加坡能做的除了讓自己成長為一只在大國林立海洋中的毒蝦之外，很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學會平衡，在大國之間的平衡，在鄰國之間的平衡。這也是為什么獨立僅僅兩年的新加坡就積極參與到東盟這一地區(qū)合作機制建構中的原因，而獨立后的新加坡仍然希望英國保留在新加坡駐軍的強烈要求在很多國家看來簡直不可思議，當然隨后又有了“五國聯防協議”的簽署。

李光耀在借助美國制衡中國這一方面的建議經常引發(fā)中國民眾對其以及新加坡的不滿，甚至最近新加坡國防部長黃永宏又提出希望印度在南中國海爭端中扮演更為積極角色的言論再次引發(fā)了國內民眾對新加坡社會華人主體屬性的質疑。其實，作為一個在夾縫中生存的獨立的主權國家，新加坡的這些考慮無可厚非，畢竟國際關系不是靠血緣情感維系的，而其中的戰(zhàn)略出發(fā)點自然還是平衡。

平衡理念不僅僅體現在新加坡的外交戰(zhàn)略中，同時還體現在其國內政治與社會發(fā)展中。新加坡是一個華人為主體的多元種族社會，獨立前的多次種族暴亂經歷讓李光耀和新加坡人都深知種族和諧的重要性。所以獨立建國以后，不論是在政治制度設計、經濟發(fā)展的政策傾斜以及教育與語言政策等等多個方面，都將各種族之間的平衡作為一個基本的考量。比如1980年代由李光耀等人倡導并實施的集選區(qū)制度，其中一個基礎性考量即是確保國會議員中各種族的比例與人口比例保持大致的平衡。

同時，很多人認為新加坡只是一個由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統(tǒng)治下的威權社會，卻忽視了其法律所規(guī)定的多黨的合法存在與競爭。作為接受過英國政制熏陶和訓練的海歸，李光耀非常清楚一定程度的競爭對政黨本身發(fā)展的價值。雖然在其執(zhí)政期間，曾經通過各種方式實現了對其政敵的打壓，但是不得不承認，也正是通過這種方式才確保了新加坡從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華麗轉變。

筆者曾經采訪過的一位人民行動黨國會議員就曾指出，新加坡允許多個政黨的合法存在，對于人民行動黨而言并不是壞事，國會中不同的聲音對行動黨是一種有效的監(jiān)督，既保證了人民行動黨自身的更新與完善，又在民眾的潛意識中實現了一種平衡，強化了人民行動黨執(zhí)政的合法性。而也正是黨際之間的這種平衡，得以保證了鄭永年先生所說的新加坡“優(yōu)質民主”的實現。

除了這種實用主義的平衡戰(zhàn)略，李光耀引領下的新加坡又是一個注重規(guī)則的高效社會，這種堅守不僅體現在其完備的法律體系和發(fā)達的法治化進程里，還體現在這個國家從上到下對于規(guī)則的遵守和對法治精神的認同中。

其實，新加坡原本是一個比較注重人情關系的典型東方式社會，但是這種人情社會對新加坡的發(fā)展產生了諸多負面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腐敗。人民行動黨執(zhí)政初期即開始強腕反腐，在當時滿大街的競選海報里很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整治貪污腐敗，還新加坡一個廉潔的政治環(huán)境。

1960年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貪污法》，并在兩年后成立了由總理親自領導的反貪機構“貪污調查局”，可見李光耀在此問題上的堅決態(tài)度。而該局的一位局長也曾經表示，新加坡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反腐成績，關鍵在于“領導人的政治意志”。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與李光耀私交甚好的鄭章遠貪污案。這位曾經擔任國家發(fā)展部部長的建國功臣因為涉嫌收受巨額賄賂，被立案調查，起初鄭章遠曾希望見李光耀一面，但李光耀認為這樣有損司法公正并未同意，最終鄭章遠畏罪自殺。

李光耀曾經很自信地說：“別人總說我設立某些法律是為了打擊政敵，但同樣的法律也適用在我身上，卻從來沒有人起訴過我?！?996年李氏父子曾經因為購房折扣問題受到公眾質疑而接受政府調查，最終結果顯示他們所購房產享受的折扣屬于正常范圍。而后父子二人決定將所獲折扣捐給政府，吳作棟認為這些折扣并不存在違法和不公平，遂加以拒絕，最終這筆款項還是被捐給了新加坡的慈善機構。

2008年10月，柯玉芝女士在倫敦突患中風，為了回新加坡接受治療，李光耀動用了新航的一架飛機接送妻子回國，事后他個人支付了航行所需的全部費用。也正是這種以身作則讓李光耀在面對政敵的指責和他對政敵的多次指控中能夠保持充分的底氣與自信。

就普通新加坡公眾來看，這種身體力行亦早已是常態(tài)。在新加坡，不論是漫步街頭還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參加各類活動，你都會發(fā)現新加坡人都能自覺遵守相應的規(guī)則，可以說以法治為代表的規(guī)則與制度已經深植于這個島國公眾的基因里。

給筆者印象最深的是地鐵上的各類文明規(guī)范。地鐵可謂是人與人之間距離最為接近的場所之一，但是新加坡人卻特別注意與他人之間保持距離，尤其是異性之間，因為如果有意甚至無意的碰觸都將很可能面臨性騷擾的指控。一位新加坡男性朋友告訴筆者，“我們的法律都是保護弱者的，所以你很少會看到我們在公共場合會出現中國國內地鐵上那種經常吃女性豆腐的情況。”

此次引發(fā)世界關注的李光耀的病危態(tài)勢，同樣得到了我國政府的關注。早些時候，外交部新聞發(fā)言人洪磊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曾指出，“我們對李光耀先生的病情表示關切。李光耀先生是中新關系的締造者和奠基人，長期致力于推動兩國互利合作，為中新關系作出了重要貢獻。”當然，也有很多網上輿論對此不以為然，認為李光耀從早期的反共到現在的拉美國制衡中國，并看不到他對中國的善意。

事實上，爬梳歷史不難發(fā)現，也正是因為李光耀，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才在敵對了幾十年后重新坐到一起，開啟了歷史性的“汪辜會談”；也正是因為李光耀，才堅定了鄧小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并明確指出新加坡經驗是可以學的；也正是因為李光耀，讓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抓住了與東南亞各國改善關系的機會；也正是因為李光耀，才有了今天中新政府間的良性合作機制從中新蘇州工業(yè)園到天津生態(tài)城再到規(guī)劃中的西部合作的不斷豐富和提升。

基辛格認為李光耀雖然是小國領導人，但是其強大的戰(zhàn)略洞察力和睿智的思想使其成為一位世界級的政治家?；厥讱v史，不難發(fā)現這一評價并不為過。新加坡從開埠之初那個東南亞海邊的小漁村已經發(fā)展成為東西方十字路口上為世界矚目的小紅點，當年萊佛士的想象在李光耀治下變成了現實，相應地也贏得了與其幅員和人口嚴重不相稱的國際影響力。作為主要的推手，李光耀已經得到了世界的認可。

兩年前，李光耀先生的背影在筆者的腦海中已經在逐漸朦朧，但是李光耀帶給新加坡的正能量，并不會隨著李光耀時代的落幕而變得模糊。相反，它會在持續(xù)的蛻變中變得愈加清晰和成熟，時代的背光里定會長期映射這位瘦削老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