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劍輝 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
經過1978年以來35年波瀾壯闊的極不平凡的改革開放歷程，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我國已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和突破。但是，展望自2015年至2049年（建國100周年）的新35年，我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已呈現出原有增長動力顯著減弱的態勢，如若應對不力在相當程度上將面臨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亟需通過積極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加快架設改革創新之橋，才能實現我國現代化征程中新的歷史性跨越。本文提出具體可采取五個方面的戰略措施：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跨越“制度體制陷阱”；二是依靠人力資本投資和產業結構升級，跨越“技術創新陷阱”； 三是縮小社會差距，跨越“社會危機陷阱”； 四是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跨越“國際收支失衡陷阱”； 五是在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同時，積極發揮財稅金融工具的作用，促進跨躍“生態陷阱”。
經過35年波瀾壯闊的極不平凡的改革開放歷程，我國經濟獲得了年均9-10%的快速增長，至2014年，我國GDP總量達到63.64萬億元，人均GDP達到約7485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已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和突破。但是，展望自2015年至2049年（建國100周年）的新35年，我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已呈現出原有增長動力顯著減弱的態勢，如若應對不力在相當程度上將面臨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具體表現為面臨“制度體制陷阱”、“社會危機陷阱”、“技術創新陷阱”、“國際收支失衡陷阱”和“生態陷阱”等五個方面的現實挑戰，亟需通過積極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加快架設改革創新之橋，才能實現我國現代化征程中新的歷史性跨越。
一、我國經濟增長的原有動力已顯著減弱，面臨跌落“中等收入陷阱”風險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改革開放成果已遭遇新的發展瓶頸
1．家庭聯產承包制已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要求。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家庭聯產承包這一農村的基本制度。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農民的自發創造，符合當時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小農經濟發展規律，極大的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產效率大幅提高。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局限性開始顯現并制約了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制將農民局限在自己所承包的土地上，對屬于公共部分的農業基礎設施和農業科技投入明顯不足，農業信息化發展嚴重滯后；另一方面，家庭聯產承包制對土地使用權形成了分割，不利于農業機械化和產業化的發展。
2．向市場化轉型尚不徹底，政府作用也亟需更好地界定。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明確了我國改革的方向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這一系列改革的成果是，通過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通過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形成了市場經濟的中觀運行機制，使資源配置方式轉到市場主導的基礎上來；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架構。這一時期，政府借助國有企業直接介入和干預經濟活動，在資源緊缺的環境下達到了集中力氣辦大事的效果，對經濟發揮了較強的拉動作用，但也抑制了市場競爭，壓抑了市場主體的投資積極性，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3. 加入WTO顯著促進了制造業的發展和出口，但對促進國內服務業作用有限。2001年加入WTO并參與全球資源再配置，延續和放大了我國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紅利。市場化水平的提高與市場空間的放大雙重因素疊加，使得我國在工業制成品領域大規模生產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貿易的發展。但我國服務貿易無論在數量、增速和全球排位上，都低于貨物貿易的發展。從2002年到2013年，我國貨物出口從3256億美元躍升22100億美元，位列全球第一；服務貿易出口394億美元躍升至2106億美元，連續12年逆差且逆差總額仍在攀升[1]。服務貿易發展落后的原因一方面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WTO主要基于傳統的貿易形態，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較低有關。近年TPP、TTIP、TiSA等新型貿易規則的出現，也從側面反映出WTO所存在的不足。
（二）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
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索洛經濟增長模型（Solow Growth Model）認為，勞動力、資本（包括資金、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的要素投入以及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三大源泉，當經濟達到均衡狀態時，人均產出增長速度只取決于技術進步。過去我國長期依賴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如今勞動力、資金和環境成本已經進入上升通道，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將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要素投入轉向技術進步勢在必行。
1．“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難以逆轉。從勞動要素投入的角度來講，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來自龐大且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即 “人口紅利”效應。近年農民工工資的逐年上漲，“民工荒”現象不斷出現正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特征性表現。另一方面，我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2012年首次下降，當年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也減少了345萬人。勞動力的負增長會降低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由“紅利”轉為“負債”。
2．金融市場環境發生改變，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顯著上升。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形成對經濟總產出的貢獻率超過其它要素，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支撐持續和大規模資本投入的原因是我國的高儲蓄率和管制下的低利率。如今這一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一方面，勞動人口數量的下降和老齡人口比例的升高將降低儲蓄率，資金的供給面臨下滑壓力；另一方面，獲得廉價資金的制度環境發生改變，利率市場化已進入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收官階段。近期貨幣基金、理財產品的高收益率從一個側面提前反映了存款利率市場化后的融資環境。如果仍然維持原來粗放型的資金要素投入方式，資金邊際報酬率將遞減至資金成本邊界，從而使經濟增長變得不可持續。
3．資源環境瓶頸約束日益突出，產業結構亟需轉型升級。由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方式沒有根本改變，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生態、環境、資源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我國是世界上水泥、鋼鐵等資源消耗的第一大國，但重要的資源、能源嚴重依賴進口，如鐵礦石、銅礦和原油等的對外依存度均已超過50%且仍在上升。與此同時，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得我國環境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大面積的霧霾天氣、沙塵天氣及水污染等意味著環境資源已被透支利用，亟需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加快產業的轉型升級。
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后來被廣泛引用。世界銀行將各經濟體按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分為低、中、高3組，據其2010年8月的最新標準，低收入為年人均國民總收入1005美元或以下，中等收入為1006~12195美元，高收入為12276 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標準中，又劃分為“中等偏下收入”（996~3975美元）和“中等偏上收入”（3976~12276美元）[3]。本文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指“追趕型”的發展中國家遲遲未能從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突破的過程。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處于低收入階段的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原有的成本優勢喪失，又不能實行持續的制度改革和技術創新，無法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具體表現在“制度體制陷阱”、“社會危機陷阱”、“技術創新陷阱”和“國內外收支失衡陷阱”、“生態陷阱”等五個方面。
（一）制度體制變革滯后，形成“制度體制陷阱”
低收入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受益于全球化及低廉的人力和資源成本，社會制度不一定經歷了與其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變革。在這些國家從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突破的過程中，舊的制度對生產力的禁錮作用越發突出，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二）貧富等幾大差距并存，導致“社會危機陷阱”
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供應充足，多數工人仍然處在簡單重復勞動階段，工資水平較低，而這一時期資本積累速度相對較快，逐漸形成和拉大城鄉、貧富差距。與此同時，落后的社會管理體制不能及時疏導和緩和社會矛盾，教育不平等造成貧富差距在代際之間固化，社會垂直流動的渠道被無形阻斷，進一步激化各階層之間的沖突，造成社會動蕩甚至政局更替。
（三）技術創新滯后，形成“技術創新陷阱”
教育不公平的后果是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進一步導致自主創新的缺乏和技術水平的落后，使這些中等收入國家在具備一定的工業基礎后，向高技術領域發展面臨巨大困難。高技術產業具有提高居民收入、降低貧富差距的作用，因此，技術落后又間接導致消費力的不足，產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升級也十分困難。
（四）高度依賴國外資金及市場，形成“國際收支失衡陷阱”
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進口替代”戰略以及以東亞國家為代表的“出口導向”戰略造成中等收入國家對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本的高度依賴性，容易陷入“國際收支失衡陷阱”?！斑M口替代”戰略的目的是發展本國工業以替代進口產品，但其早期階段通常是從建立最終消費品工業開始，這導致中間產品和生產機器等資本品進口的加大，反而惡化了國際收支?！俺隹趯颉睉鹇约觿×藝鴥冉洕鞑块T和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降低了其應對外部沖擊的能力，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近期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對新興國家貨幣的沖擊可見一斑。
（五）空氣、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嚴重，形成“生態陷阱”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以及汽車大量進入家庭后所排放的大量尾氣，加上農村地區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近年來我國城鄉廣大地區的空氣、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日趨嚴重，如不能盡快扭轉這一趨勢，我國將逐步面臨環境資源的“剛性約束”，經濟社會將難以可持續健康發展。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際經驗借鑒
（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或地區的主要經驗
國際上公認成功地實現了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躍升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中日、韓經濟規模較大，對我國更具有參加意義。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日本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用了19年（1966-1985年），韓國用18年（1977-1995年）。日本和韓國之所以能夠較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既源于成功地實現經濟發展模式和產業的轉型升級，特別是實現了從模仿到自主創新的轉換，也得益于較好地平衡了利益分配，控制收入差距擴大，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較為穩定的社會環境。
（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主要教訓
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許多經濟體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就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無法實現向高收入經濟體的跨越。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落后及發展戰略的選擇失誤。以土地制度為例，拉美國家在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轉變的過程中，傳統的農業和土地制度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造，土地過度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是導致拉美國家貧富差距以及城市貧民的一大主因。在這一時期，拉美國家推行“進口替代”的工業發展戰略，隨后，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實行完全的商品市場和資本市場開放。由于“進口替代”戰略需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以保護國內脆弱的工業，過早的開放政策最終導致工業化的失敗與國際收支的失衡、外債高企。
四、架設改革創新之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認為技術進步可以來自于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勞動力在教育、培訓、邊干邊學的過程中形成人力資本積累，而在物質資本投入過程中的研發活動形成發明和創新。這從經濟學原理上，給我國通過深化改革和創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明確了方向和思路。
（一）全面深化改革，加大高質量新制度的生產和供給，促進持續提升全要素生產率，跨越“制度體制陷阱”
國內外經驗和實踐表明，適應生產力水平和內外部發展環境和條件變化，持續推進市場導向型體制機制改革，能夠通過改善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激發創新動力，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而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
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為我國跨越“制度體制陷阱”指明了方向。戶籍、社保等人口政策改革，解除了挾制人口流動的最后一道枷鎖，勞動資源的配置效率將再次提高；加快致力于服務實體經濟的金融體系和金融市場建設、加大監管體系和監管制度改革、加快發展資本市場等金融政策改革，能夠促使資金利用效率提高，抑制高成本低收益產業的發展；加快推進土地制度改革，能夠更好地發揮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快農業現代化生產，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二）依靠人力資本投資和產業結構升級，激勵創業、創新、創造，跨越“技術創新陷阱”
我國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的技術優勢和競爭力，是影響未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質量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源是技術創新活動的主體，多數中等收入國家都存在高技術人才短缺的問題，這要求從教育、培訓等多層次投入以培育人力資本。對于發達國家來說，產業結構升級是技術創新活動的結果，而中等收入國家利用后發優勢，從發達國家接受知識和技術轉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成為“技術創新”的載體，一方面實現了技術水平的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干中學”培育了高技術人才。
（三）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方針，適當縮小社會差距，跨越“社會危機陷阱”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共同富裕，在堅持效率優先、鼓勵“做大蛋糕”的同時，需要兼顧公平、“分好蛋糕”。收入、城鄉、地區三大差距的持續擴大，既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違反社會公平原則，影響社會穩定。社會差距的擴大也影響和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人均收入水平進入中等國家水平后，主要的增長動力轉為技術進步和居民消費。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將改變過度依賴于投資增長的傳統方式，轉向依賴消費需求的釋放。收入、城鄉、地區差距的擴大或長期持續，將對擴大消費形成明顯的約束。因此，縮小社會差距具有明顯的帕累托改進效應，縮小一個點的差距可能比增加許多點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有效。
（四）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跨越“國際收支失衡陷阱”
為降低外部沖擊的影響，需要協調內外部經濟發展，邁向全面開放型經濟體，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生產要素，實現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一是加快實施“一帶一路”、自貿區等戰略；二是努力轉變對外貿易增長的方式。在出口結構上，鼓勵具有自有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務出口，控制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生產和出口，擴大新技術產品和附加值高的產品出口。在進口結構上，優先進口國內發展必需的、重要的、緊缺的高新產品、高新設備、高新技術和具有戰略性的資源，實現戰略物質進口來源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樣化和渠道的穩定化。三是努力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和水平，將利用外資與提升國內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相結合，同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相結合。
（五）在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同時，積極發揮財稅金融工具的作用，促進跨躍“生態陷阱”
面對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加快生態文明建設”，并提出要建立系統完整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實行最嚴格的源頭保護制度、損害賠償制度、責任追究制度，完善環境治理和生態修復制度。除抓好制度建設和政府監管外，還應引入財稅、金融工具，通過征收資源稅、消費稅、環境稅和實施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從供給端促進轉變能源供給方式、工農業發展方式、交通出行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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