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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永年:中國進行制度設計要警惕經濟民族主義

    發(fā)布時間: 2015-07-16 13:45:59    來源: 中國網    作者: 戴麗麗    責任編輯: 戴麗麗

    2015年7月12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全球命運共同體與中國企業(yè)發(fā)展新思路--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在北京銀泰柏悅酒店舉行。這是國內首次探討全球化與全球命運共同體的論壇,是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新型智庫的一個有益嘗試。80余位官、產、學各界精英匯聚一堂,共同把脈全球化浪潮,探尋中國企業(yè)全球化路徑。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圓桌論壇二:從亞洲價值觀到亞洲共同體”上發(fā)表以下演講。本場議題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執(zhí)行秘書長苗綠主持。

    過去幾十年,全球化的形勢很好,但現在卻遭遇了困境。過去中國積極參與全球化,跟國際接軌,但現在國際局勢發(fā)生了改變,需要進行主動的調整,尤其是內部制度的設計和建設。在全球化環(huán)境下,中國進行制度設計跟建設要警惕經濟民族主義。

    全球化環(huán)境下中國進行制度設計需要實事求是

    中國的國際崛起有其潛力,但最終能否把潛力轉化為實際的結果,還得取決于國內制度的建設,錯誤的政策會造成機遇的喪失,沒有國內好的制度,中國也很難發(fā)揮這種潛能。然而任何一個制度的設計都要根據本國國情來進行,沒有充分了解國內情況,所設計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為例,它的制度設計有其獨特性,但確實和明細設計相關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設計本身,其建設和調整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適度地進行跟進。目前中國需要政治企業(yè)家,需要這樣的政治企業(yè)家來實事求是,將西方先進的經驗和中國的具體國情以及實踐經歷結合起來,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進發(fā)展的好的制度。

    亞洲價值觀不具備排他性

    如果從利益共同體的角度來說,中國幾乎已經是利益共同體,周邊國家從經貿上來說,大部分國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賴于中國,“一帶一路”,照理說沒有問題。實踐上看,中國越推動命運共同體它在外面的阻力越來越大,中國不僅在世界上,在亞洲也越來越孤獨,這是需要考慮的問題,而且中國內部本身也要考慮。

    西方的成功,它不僅僅是技術和經濟上,背后的軟實力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崛起以后,大家都問中國代表什么?這是必須要回答的問題。中國做的剛好和這個相反,而太側重于排他性的特點,假如現在講中國特色,或者道德意義上講中國模式,這條道如果走下去中國會越走越窄,不管經濟上多么強大,其他國家會對中國越來越害怕。

    亞洲價值觀實際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亞洲最成功的國家,但日本西化,是虛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亞洲價值觀,但遺憾的是沒有強調亞洲價值觀強調西方的,所以日本強調西方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所以就走上了這條道路。當然,日本是個失敗的案例。

    亞洲價值觀是開放的概念,沒有排他性,并不是說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亞洲價值觀的成功就是結合了東方的價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排他性的,亞洲價值觀它也不見得一定要要求同樣的意識形態(tài),同樣的政體,亞洲價值觀和以前的儒家一樣存在于不同的政體,不同的朝代?,F在講亞洲價值觀主要講東亞,沒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進去,傳統的儒家文化圈,這個在學術界大家的定義是不同的。

    在開放狀態(tài)下搞以人為主的創(chuàng)新

    近幾年中國提倡自主創(chuàng)新,但是現在過分解讀,有些企業(yè)和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從自我創(chuàng)新就變成自己創(chuàng)新了,部分人覺得和外國競爭不過就用行政競爭力量把外國企業(yè)排擠出去。自主創(chuàng)新不是自己創(chuàng)新,不是關起門來創(chuàng)新,應該在開放的狀態(tài)下以人為主的創(chuàng)新,如果我們關起門來自己創(chuàng)新會很麻煩。

    人才需要有載體,體制開放才會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國許多國有企業(yè)、大企業(yè)人才就沒載體,大學更沒有。一個是人才,一個是基礎創(chuàng)新,怎么樣開放狀態(tài)是重要的,如果這個趨勢不完整的話,封閉起來以后會比較辛苦一點。

    知識共同體是建設共同體的關鍵因素

    如果沒有知識共同體,無論歐盟、東盟大家都做不起來,現在中國做這方面的東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為美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很強,中國的知識界的民族主義實際也很強的,中美之間,以前美蘇兩個知識陣營,尤其近段時間以來,這是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國內有些方面過于“義和團主義”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認為是民族主義,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為什么知識共同體很重要?1997年回歸以后,香港問題為什么搞得那么糟?1997年回歸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寫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里面有兩個小標題非常有意思,他說“一是到中國宣傳民主,二是中國共產黨要自動投降”,當時香港想著搞五十年不變,再過五十年、二十年中國自動變化香港,香港和中國自動也不用變了,是這樣一個前提。

    實際改革開放以后,整個西方和外部世界來看,中國就是這個,大家都會假定共產黨肯定會垮掉,中國肯定會變成西方的,美國人這么想的,歐洲人這么想的,現在周邊國家都是這么想的。實際中國不會走這樣一條道路,你要說清楚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問題,現在實際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們的知識界在做的是剛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國家大家求同存異,中國這個道理講的很透,但我們往往在國際關系上,利益層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識層面我們追求把“異”放得太大,追求“異”而放棄“同”,所以,這個意義上,無論普世還是亞洲價值觀是我們必須做的一件事兒,因為中國不能偽裝成另外一個西方國家,因為你變不成西方國家。否則世界對我們是虛無的?,F在有人說中國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國的?我認為,什么叫世界?中國在亞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歐洲人、非洲人給你做點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這樣的。中國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亞洲幾十個周邊國家,在亞洲搞不定的話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義和團思想一樣的東西,好像經濟大了,我力量強了,中國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沒有這樣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舉辦的“2015中國與全球化圓桌論壇”上的發(f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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