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美啟動戰略與經濟對話（S&ED）機制，實施七年來取得舉世矚目成效。IMF相關數據顯示，2010-2015年間，用市場匯率衡量中國對全球增量貢獻比最高年份2012年為68%，最低2010年16.5%，平均約為40%；美國最高年份2012年為42%，最低2011年8%，平均約為26%；兩國加總貢獻比在最高年份為2012年111%，最低2010年26%，平均約為67%。兩國經濟對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復蘇增長發揮舉足輕重甚至一定程度支配作用，雙邊戰略與經濟對話作為兩國關系最重要合作機制之一顯然應與有功焉。
目前中美經濟都面臨新形勢，構成六月上旬在北京舉行的第八輪對話現實背景。就中國經濟而言，今年是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要用創新、協調、開放、綠色、共享的五大理念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目標，同時繼續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改決定。短期形勢突出特點在于經濟周期與結構雙重調整深入到最后攻堅階段，面對經濟下行壓力中國決策層保持定力，通過穩健積極宏觀政策適度提升總需求，同時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推進深層調整重頭戲，并為經濟新一輪景氣增長到來創造條件。中國實踐具有全球影響，杭州G-20峰會將為求解后危機時期全球經濟增長難題提供中國視角。
美聯儲主席耶倫女士5月27日哈佛大學演講顯著增加了不久再次加息的概率。美國貨幣政策有望在加息通道持續推進，現實目前美國經濟相對疲弱走勢與自然失業率與潛在增長率的某種均衡狀態大致兼容，意味著美國經濟增速從戰后“4時代”回落到上世紀后期“3時代”后，進一步降到新世紀以來“2時代”屬于規律性現象，難以用超強刺激政策人為扭轉改變。貨幣政策進入加息通道，意味著貨幣政策刺激力度在一定時期范圍趨勢性遞減，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可能會使美國政策焦慮感可能有增無減。
新形勢下拓展深化中美兩國經貿合作關系具有必要性與緊迫性。第一，要重視美國升息外溢效應并就此加強溝通協調。作為最重要國際貨幣國，美國升息會通過資本流動變化對包括中國在內新興經濟體帶來外部影響。中國經濟基本面較好有利于應對外部沖擊，然而由于資本賬戶開放度提升與目前經濟深度調整階段性特點，國際收支與匯率穩定也難免會受到影響。加強國際協調是保證政策轉型平順推進的必要條件，美國政策操作應密切關注并適當控制外部溢出效應，同時也應理解中國在匯率與資本賬戶開放的適度對沖措施。
第二，要在應對資產價格上漲與化解金融風險方面合作共鑒。在新興國經濟快速追趕推動可貿易部門生產率較快提升背景下，貨幣擴張不再僅僅表現為常規流量物價指數上漲，而是更易于表現為資產價格飆升并派生金融風險。美國金融危機顯示資產泡沫有可能帶來嚴重后果，美國在后危機時期多年實施超常寬松貨幣政策，推動樓市股市價格上升到歷史高位，引發對美國經濟新資產泡沫與金融脆弱因素擔憂。隨著資產貨幣化范圍擴大與程度加深，中國新世紀初年經濟高增長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出現局部資產泡沫化因素，近年積極化解資產泡沫與降低過高杠桿努力取得階段性成效。中美兩國宏觀經濟政策應把防范資產泡沫因素與化解金融風險作為合作互鑒的重要領域，通過實施穩健貨幣政策與審慎宏觀金融政策為兩國經濟平順轉型與行穩致遠提供政策保障。
第三，應在鋼鐵等貿易爭議領域加強溝通增進理解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抵制貿易保護主義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不過自上世紀大蕭條時期美歐搞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危機被學界作為經濟政策失誤案例深入研究后，保護主義政策在主流國際社會總體不得人心因而很少有大國公開鼓吹倡導。當代具有保護主義傾向貿易政策，往往與雙邊貿易形勢變化通過片面偏激解讀引發貿易爭端而起。近年中國鋼鐵業出口較快增長引發一些關注，中美有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增加溝通理解。
隨著經濟調整深化，中國鋼鐵產能利用率與市場價格不同程度下降，近年鋼鐵出口確實增長較快帶來產生一些矛盾爭議。不過需要看到，新世紀初年鋼鐵業超常規增長，是與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快速推進相聯系的一次性過程，其擴張與調整雖受到體制不完善因素影響，然而無論是產量增速變化，還是空間布局與產品結構演變，更多是開放環境下市場機制調節產物。近年中國鋼鐵出口增加較快，主要受到階段性產能相對過剩與價格大幅回落等市場行情變化推動，因而主要是開放環境下市場競爭機制作用的產物，并非補貼等政策干預結果。對其短期影響應通過對話溝通合作方式加以協調，不宜以此作為實施貿易保護政策的理由。
第四，可對中美兩國面臨的ABMNT等結構性議題積極探討組合破解思路。亞投行（AIIB）、雙邊投資協定（BIT）、市場經濟地位（MES）、新絲綢之路計劃（美國NSRI與中國OBOR）、泛太平洋經濟伙伴協議（TPP）等，是近年中美兩國在經貿關系以及區域合作領域面臨的幾個具有結構性議題，把這些議題英文名稱的首個字母放到一起，或可稱作ABMNT議題。其中有的問題如美國是否加入亞投行AIIB或中國是否加入TPP尚未正式提出，有的如雙邊投資協議BIT已經歷多年談判并可能不久取得突破，有的如市場經濟地位MES問題雖交涉已久然而短期突破勝算較小，有的如美國新絲路倡議（NSRI）與中國一帶一路規劃（OBOR）潛在合作可能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這幾個議題的內容有別，顯然需要給予相對獨立的分析處理，不過從某個角度看也或可設想通過一攬子合作計劃統一求解的可能性。組合求解有一個簡單好處在于，即便特定議程表面看分歧較大難以合作，組合考慮仍有取長補短與捆綁設計形成對雙方總體有利合作方案的可能空間。如能轉換思路通過組合談判取得突破，無疑將有助于顯著提升中美經貿合作的壓艙石、推進器與減震閥作用，并對區域與全球經濟以及其他領域產生積極影響。這個思路是否合理可以探討批評，如何細化也有待具體研究，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從前瞻性全局性視角出發，或許可以通過某種非正式方式探討實施ABMNT一攬子合作可能性。
最后，要調動多方面積極性加快推進中美地方與行業合作。自1979年中國湖北省與美國俄亥俄州結成中美間第一對友好省州至今，兩國已結成43對友好省州和200多對友好城市。中美行業間交流也不斷拓展日新月異，不僅涵蓋互聯網、高鐵、清潔能源行業等高端行業合作，也包含農業、煤炭、會計這樣傳統行業，還延伸到影視、教育甚至家政服務等與消費民生密切相關行業。地方與行業合作以其特有的自生成長內在機制，更好地印證了習主席有關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點滴實踐和積累”與“積水成淵、積土成山的精神”的論斷，對培育發展兩國經貿關系具有特殊意義。
中美是當今全球大變革時代最重要新興國與守成國，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建設是前無古人的歷史實踐，注定要面臨層出不窮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正如中共主席習近平所言：“有問題并不可怕，關鍵是我們要共同解決問題，而不能被問題牽著鼻子走”。直面問題解決問題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的生命力所在。相信新一輪對話將會針對目前中美經濟新特點，因時而動，對癥施策，把中美互利共贏經貿關系推向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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