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2017)”報告會在人民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穩增長與防風險雙底線的中國宏觀經濟”。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院長劉偉、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胡迺武、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曹遠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上海重陽投資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王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研究所聯席副所長劉元春、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人事處處長劉鳳良教授等專家學者出席了論壇。
論壇第一單元由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楊瑞龍主持。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劉偉在致辭中向到場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衷心的感謝。他表示,中國宏觀經濟論壇開辦10年來,始終堅持服務于國家戰略,立足于中國國情,共謀中國經濟形勢與發展的方向與策略。他還特別提到,宏觀經濟論壇在過去十年中為又好又快完成十一五、十二五規劃的主要任務,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科學判斷,希望論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能夠一如既往地發揮學術力量。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堅持將研究成果與學術觀點應用于發展中國經濟的偉大實踐當中,學術影響力日益擴大,已經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的重要學術品牌,也是人民大學建設“國家高端智庫”的重要成績和標志。劉偉校長充分肯定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近年來取得的成績,并同時提出了對國發院未來發展與建設的美好希冀。最后,劉偉校長指出,本次論壇的主題是“穩增長與防風險雙底線的中國宏觀經濟”。 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如何做到穩增長與防風險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各位專家學者暢所欲言,為中國經濟發展現狀把脈,為中國未來經濟走勢指向,為中央宏觀決策獻計。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代表課題組發布了論壇主報告《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2016-2017)——穩增長與防風險雙底線的中國宏觀經濟》。
報告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元年。受世界經濟復蘇疲弱、我國增長周期調整、產能過剩依然嚴重等多重因素影響,中國經濟增長仍面臨下行壓力; 但隨著我國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改革攻堅力度,經濟增長呈現底部企穩跡象;前三季度GDP增速保持6.7%,工業生產緩中趨穩,企業利潤增長由負轉正并持續增長,居民消費價格溫和上漲,工業領域通縮進一步收窄,9月當月PPI更是由負轉正;但由政府主導力量帶動的經濟趨穩基礎并不牢固,經濟運行中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并沒有解決,M2與M1剪刀差持續擴大,貨幣政策邊際效果遞減;資產泡沫問題不斷凸顯,局部風險不斷擴大,對宏觀經濟和民生影響甚重的房地產領域泡沫不斷積聚,房地產價格暴漲;民間投資增長下滑;債務的結構性風險日益凸出,尤其是非金融企業、產能過剩與局部供給不足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嚴峻等等?;趯ε菽惋L險的擔憂,我國宏觀調控基調在上半年已經由穩增長向防風險轉變,政治局會議明確“貨幣政策要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和防止金融風險”;而隨著不斷加碼的房地產調控持續出臺,由房地產市場復蘇帶動的實體經濟的回暖正面臨回落的風險,3季度土地購置、新開工面積增速有所下降??傮w來看,由于房地產投資增速放緩的滯后效應,四季度宏觀經濟仍將延續前三季度的增長態勢,但明年上半年將面臨下行壓力。綜合考慮全年的情況,根據模型預測,2016年經濟增長為6.7%,CPI增長2%左右。
2017年將是中國經濟持續筑底的一年。從中長期來看,支撐中國過去3 0 多年高增長的幾大動力源泉均不同程度地減弱,全球化紅利耗竭、工業化紅利遞減、人口紅利也隨著人口撫養比底部到來、劉易斯拐點出現、儲蓄率的回落而發生逆轉,“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潛力有所下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底部有可能突破6.5%。從中短期來看,美國經濟數據喜憂參半、增長動力依然不強、加上新政府上臺后政策的不確定性;歐盟除自身的結構性問題外還將受英國脫歐的進一步沖擊,外需難有明顯改觀。增長動力還有賴于內需,而消費需求取決于居民收入、消費習慣等方面的因素影響,其走勢相對于經濟增長而言平穩;投資需求取決于基建、房地產、制造業這三大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行業調整周期的變化決定了房地產投資、制造業投資難以明顯改善,穩增長的主力——基礎設施投資增長提速的空間也有限;而從產業發展來看,新動力難以充分替代舊動力拉動經濟增長,“去產能”等供給側改革能否持續實質性推進依然決定了中國經濟底部是否達到;而在向服務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相對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低的事實將制約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升。從債務視角看,中國目前穩增長的路徑依然是“債務-投資”驅動模式,這決定了2017年中國總體債務仍將攀升,考慮到償債周期,2017年年初或是需要警惕的“明斯基”時點。而中國的政治周期波動也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經濟波動;綜合來看,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仍將持續筑底。2018年或許是底部反彈的一年。根據模型預測,2017年中國宏觀經濟GDP為6.5%,CPI增長2.1%。
與此同時,2017年宏觀經濟仍將面臨七大困境,尤其是仍處于調整周期的房地產行業面臨政策調整帶來的下行壓力和債務的結構性風險進一步凸顯,這表明中國經濟深層次的問題并未解決,反而有所深化。我們認為,這七大不確定性本質上還是由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路徑“債務-投資”驅動模式所決定的,貨幣以銀行信貸為主的債務形式投放給中央和地方的國有企業,以此開展由政府推出的大量以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為主的投資項目,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資產泡沫、企業債務高企和債務率攀升等問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其投資收益率的下降和資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已逐漸弱化了“債務-投資”驅動模式的效用,高債務帶來的高風險已成為經濟穩定的巨大威脅。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總體債務規模和債務率持續攀升,債務風險主要集中于非金融企業部門中的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由于隱性擔保,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超過預期,包括城投企業負債的廣義政府負債率超過109%,如果考慮到國有企業在內的更為廣義的政府負債,更是高達163.2%。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居民部門負債率雖然低于美國和日本,但卻高于同等發展水平國家;此外,居民部門債務擴張速度遠超其他國家,并且債務結構主要是以中長期的房屋貸款為主。從與美國和日本危機前的水平比較來看,我國以房貸為主要驅動的居民部門加杠桿的空間或許不大。事實上,中國目前總體債務已經處于一個“臨界點”。從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率來看,總債務率水平(254.9%)已經遠遠高于墨西哥比索危機前的債務率(77.7%)和泰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的債務率水平(188.8%),也略高于金融危機前美國的債務率(238.5%),并接近西班牙金融與經濟危機前的債務率(262.1%)。此外,從信貸擴張和信貸缺口等反映金融危機的先行指標來看,也均已經接近甚至超過各國危機前的數值。雖然從各國的債務周期看,并非所有的信用擴張都會觸發“費雪-債務”周期連鎖反應。但處在這樣一個系統性風險的臨界點,雖然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債券市場違約帶來的沖擊,還是信貸市場融資收緊產生的負面效應仍是短暫的、非連續性的。但由于當前國內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敏感性日益抬升,不排除非預期的外部事件沖擊引發債務危機乃至經濟危機。
從世界經濟發展史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雖然危機的爆發對經濟有巨大的沖擊,但也是資源錯配的深刻調整機會。需要客觀面對當前我國經濟已經具有經濟危機發生的一些潛在要素,但同時以我國當前的經濟實力,在一定程度也具有承受債務危機的能力;要警惕的是預期和信心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不可控,中國仍需要防范債務危機引發的經濟沖擊;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依然不減以及債務風險凸顯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構建“穩增長”與“防風險”雙底線下的宏觀調控體系。而推進這一體系的構建,需要我們正確認識宏觀調控短期目標與中長期目標的協調、緩釋風險過程中不能進一步加劇風險等六大問題。
聚焦到宏觀調控體系,一方面,戰略思想要明確“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的邏輯順序,政策基調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管理政策協調并進;穩增長是緩釋風險的前提,是保就業、惠民生的底線;經濟增長能夠帶來資產價值上升,進而改善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在一定程度上緩釋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防控風險尤其是債務風險是關鍵,是保證中國不發生經濟危機的底線;解決高債務問題并不必然帶來系統性危機。就中國的情形而言,信貸擴張主要集中在國有經濟部門中,只要政府信用不崩潰,債務市場就能維持,防范債務危機仍有一定的政策空間。需要指出的是,風險控制并不是簡單的去杠桿,而是在穩定杠桿增速的情況下調整債務結構。政策層面來看要在“穩增長、守底線”的目標下穩步化解我國債務風險,持續推進債務分類甄別工作,完善國家及各級主體的資產負債表;通過大騰挪實現債務轉移,中央政府適度加杠桿;根據市場化、法制化原則,適時運用債轉股工具,緩釋短期債務風險;此外,持續推進金融改革,尤其是針對中國宏觀“去杠桿”的資本市場改革和國有企業等組合性質的措施應當快速推進。持續關注房地產市場態勢,防范局部泡沫進一步擴大,房地產調控政策要突出結構性和差異性。
發布會第二單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研究所聯席副所長劉元春主持,與會專家與嘉賓就中國宏觀經濟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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