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智庫中國與中國智庫一路同行，歡迎收看中國網智庫中國特別欄目《百家智庫訪談》。我是主持人郭素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入選首批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備受各界矚目。本期訪談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袁鵬，與我們一同分享現代院作為智庫成功的發展經驗和未來的發展方向。您認為現代院成功入選的因素是哪些？然后如何理解中國特色的高端智庫？
袁鵬：現代院這次非常榮幸的入圍國家首批25家高端智庫之一，我想我們入圍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現代院有比較深厚的底蘊和歷史的傳承。實際上現代院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伴隨著國家的革命戰爭的年代。但是被外界所知道，是在1980年。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現代院成為國家首批對外開放的國家級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所以應該說，現代院的發展始終跟中國的、民族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這也是國家看重現代院入圍首批高端智庫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我想就是現代院始終強調自己研究的戰略性、全面性和綜合性。因為我們有可能是全國最全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同時我們人員眾多，研究機構人才也是比較突出，同時思考的都是國家重大的戰略性問題。
第三個原因，我想也是最關鍵的原因，就是我們是直接為中央的對外政策決策服務，應該說，我們所有的研究人員、工作人員主要的精力就做這一件事情。所以應該說，既是名至實歸，也是我們應該努力的一個方向。
至于說中國特色高端智庫應該具備哪些主要的特點，我想，作為智庫，無論是中國特色、美國特色、歐洲特色，它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是一樣的。比如說首先要服務決策、影響決策，甚至參與制定一些重大的決策，這是一樣的，包括塑造輿論，這都一樣的。
但是作為中國特色的高端智庫，我覺得除了這些基本功能之外，還有幾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方面：一方面中國的智庫跟國外的智庫相比，一個最突出的特點是它比較少的是獨立于政府體系之外的，絕大部分的智庫到目前為止還是跟政府各個部門之間，有著直接或者是間接的聯系。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就是中國特色的智庫，它服務于中國各種決策，渠道更加暢通也更加直接。它不像國外的智庫，它基本上還是一個間接服務的，我們是直接服務的。那這是有中國特色的智庫的一個優勢。我覺得這個優勢應該發揚光大。
其次，中國特色高端智庫，因為中國現在正好處在崛起的一個關鍵階段，那么作為中國特色高端智庫，應該始終思考在崛起階段中國所面臨的所有的重大的問題，因此中國的智庫比別的國家的智庫來說，承擔的責任、任務、義務，面臨的問題會更加的紛繁復雜，因此也對中國智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主持人：此前現代院是作為中國從事綜合性國際問題研究的重要機構，被譽為全球頂級的智庫，入選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以后和以前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袁鵬：實際上我們入圍才剛剛一年，那么要在一年出現截然不一樣的面貌也不太現實。那么現在我想入圍這個國家首批高端智庫，首先對現代院上上下下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和激勵，它表明了國家和同行對我們的一種高度的認可。同時也是政府和國家對我們一個更高的期許，期待現代院這樣的老牌智庫在新時期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那么對我們現代院的同行來講，就是意味著更大的責任，因為你入圍國家高端智庫意味著我們今后要以高端智庫的標準更嚴格、更高的標準去要求自己、約束自己提供更高端的產品，培養更高端的人才，所以圍繞這個目標，那么上上下下現代院都在進行新一輪的體制機制人才方方面面的創新、改革，在繼承傳統和改革創新方面尋找一個最佳的一個契合點。
主持人：現代院和其它智庫相比您覺得有哪些特色？最突出的優勢在哪里？
袁鵬：實際上我們的特色跟我們的優勢應該是相吻合的，我們的特色所在也就是我們的優勢所在。我想最主要的特色和優勢就是我們比較強調我們的集體研究，我們不太追求個人的名和利，所以現代院很多的高端產品都是我們集體創新研究的一個結果。那么經常圍繞一個重大的問題，組織一個小的研究團隊，打亂所室界限，那么進行務虛探討、撰寫、修改、討論，所以它的產品應該來說更加經得起推敲，也是這些年現代院的產品經常得到高層的認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個我想由于這種集體研究的特點，所以我們比其它智庫來講更加全方位的服務于中央的決策，它不像有些單位它可能是部分的，或者是部分人，或者是部分時間，我們所有的工作就一個主題，就是全心全意的為中央的和國家的對外戰略決策服務，所以這種渠道是比較暢通的。
那么第三個特色或者優勢就是我們全面性、綜合性、戰略性，也就是說你能想到的這個世界上的國別地區在現代院都能找到相應的研究機構和對應的人才，然后一些重大的功能性的議題，比如說海洋問題，還有一些新的領域，比如說網絡安全問題，氣候變化問題，反恐問題，在現代院也都能找到各自的研究領域和領軍的人物，所以也被譽為大而全的這么一個機構。那么這個機構在全世界來看，也是比較少見的。
最后我想一個特點和特色那就是現代院的整個的院風就始終強調我們跟國家的民族命運連接在一起，那么我們對每個研究人員，每個工作人員的要求也是始終把這個放在第一，把個人的名利放在第二，所以這么多年來形成了一個很獨特的現代院的戰略文化，所以走進我們這個院，撲面而來的大家往往覺得好像這個院有很深的底蘊和一種戰略性的文化，所以也是一支讓國際同行和國內同行比較認可的一支過得硬的國際問題研究機構。
主持人：我們談到智庫的時候，覺得智庫應該是重在智?，F代院經過了36年的發展，作為高端智庫建設，最重要的是做了哪些人才儲備？成為國家首批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以后，在人才的吸引、培養、使用、發展等諸方面有哪些新的措施或者是新的一些進展？
袁鵬：在人才方面，我想現代院自改革開放以來，應該說做了很多很突出的一些貢獻和儲備。到目前為止，所有的重大國別和地區，我們都有領軍人物，比如說有比較知名的俄羅斯問題專家，美國問題專家，歐洲問題專家，印度問題專家，還有日本問題專家，都是國別地區這個方面的領軍人物，在國內也都是一流的，同時一些新的領域我們也提前預知，培養了很多專家。比如說，我們有國內比較突出的反恐問題的專家，網絡安全方面的專家，現在又立足于國家的海洋戰略和“一帶一路”，我們也有了自己的海洋戰略專家，“一帶一路”問題的專家。換句話說，在人才的集合度和全面性而言，我覺得現代院還是可圈可點的。
同時，現代院還有我們自己的人才的一個培訓機構，也就是我們有自己的博士點，我們培養自己的博士，這個博士不一定都會留在現代院，但是他畢竟通過現代院文化的熏陶，有一部分人就留下來，即使留不下來，他也把現代院的這樣的一種文風、學風傳承出去，所以形成了所謂現代院的學派。通過一種硬性的、軟性的、有形、無形的這樣一種人才的儲備，形成了一種人才的良性的循環。
當然，也因為歷史的發展和種種的原因，現代院也輸送出去了不少的人才，現在像北大、清華、復旦、中央黨校、社科院一些很有名的領軍人物過去都有在現代院從事研究的經歷，我們也覺得這也是現代院人才儲備對國家的一種貢獻。
現在作為高端智庫之后，實際上對人才的要求和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智庫建設如火如荼，很多單位通過重金招聘人才，有的單位是有“庫”無“智”，或者是有“庫”無人；像現代院這樣既有“庫”又有人的就成了各大單位爭先恐后、重金聘請的很好的一個人才儲備的搖籃。所以，現代院也面臨著空前的壓力，但是同時高端智庫給我們帶來新的動力。
把這個壓力和動力怎么有機的結合起來？首先是怎么把優秀的人才留下來；其次是吸引一批優秀的人才進來；再就是把這些優秀的人才用好，讓他在正確的崗位從事正確的事業，使他能夠安心的從事國家高端的戰略研究。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也在嘗試著一些新的機制和體制的變革。
主持人：我們談到現代院作為智庫總是在說“直接為國家的國際問題和對外決策提供智力支持”，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有沒有可能請您具體闡述一下，這樣一個完整的決策的程序、過程以及最后的結果？
袁鵬：我想直接為重大的決策服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們研究的問題都是國家最關心的問題，我們既不同于高校學院式的純學術的研究，也不同于一線的像外交部、中聯部的系統直接從事一線的務實的工作。我們是介于二者之間，既與現實緊密相聯又超越一般事務性的工作；既有一定的學術基礎，也超越那種經驗式的研究；所以我們稱之為對策性、戰略性的研究。這些研究都是國家所急需的，要么是國家定點、自上而下給我們派一些研究的課題，或者我們急中央之所急，思考一些自下而上的一些課題，形成我們的一些拳頭產品，這樣的產品當然就適銷就比較對路，就深受歡迎。
第二個方面，就是幾十年下來，我們形成了固定的、行之有效的、高效率的渠道，這種渠道是很多業內的同行比較羨慕的。通過我們的渠道，我們更快、更準確、也更及時的把國家所急需的重大問題的分析、研判甚至對策呈現出來。通過這樣的一些方式，我們比較好地闡釋了中國特色高端智庫的一個內涵——那就是直接的、全天候的為國家的對外戰略服務。到目前為止，口碑、評價，無論是各層級的領導，還是國內外的同行，都給予了比較高的評價。
主持人：現代院和世界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一些研究機構經常會有學術交流，您在這種實地的和其他的智庫交流過程當中，是否發現一個在國際上通行的智庫的運作模式，以及他們的各自的影響力是如何的？有什么好的經驗可以值得分享？尤其是對于中國智庫的建設和發展有哪些好的借鑒經驗？
袁鵬：你這個問題正好提醒我，實際上現代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和優勢，就是我們每年都有廣泛的深入的國際交流，這也是我們研究的一個不竭的動力和源泉。
每年出國的團組有上百個，跟四十多個國家，八十多家智庫有固定的學術交流關系。這么一個龐大的交流網絡，實際上使得我們跟許多國家的一流智庫保持著全天候的日常的往來。在這個過程中，互相取長補短，同時我們也了解了國外智庫運作的模式和可借鑒的一些運作方式?，F在以美國為例，因為我本人到美國比較多。
美國智庫的運作相對比較成熟，也比較成功。有些東西我覺得確實是值得我們借鑒，我覺得最值得借鑒的大概就是它的“旋轉門”制度。所謂“旋轉門”，就是智庫的學者研究到一定程度，在政府需要人的時候，他就搖身一變就進入政府的某個部門當一個官員，比如說到國家立法委員會，到國務院，經常我們會碰見昨天我們還在一起進行學術交流，過了兩天他就在國務院當官員了，他就能把他的研究的心得轉化為政府的一個政策。
“旋轉門”的第二層意思就是有些官員退下來之后，他要到政府智庫里面做一個研究人員或者是一個掌門人，這樣的智庫的研究就不像那個純學術性的研究，無的放矢，而是一個有著很深厚的政府從政經驗的人在管理、在指導，使他的研究就跟政府的需求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的“旋轉門”最近這一兩年也在逐漸地旋轉，但是作為機制性、體制性大規模的或者常態化的旋轉制度，我覺得我們還沒有完全的放開，這點我覺得是值得學習的。
另外，很多管理的方式，我覺得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以美國最知名的布魯金斯學會為例，學會領導的分工各不相同，有負責財務的副會長，有負責人事的副會長，有負責研究的副會長，然后真正的會長就負責抓住全面。它不是按照研究領域去劃分領導階層，而是按照每個人的具體特長分工，這樣使得術業有專攻，不同人從事不同的領域，但是最后形成一個合力。這個是我覺得比較值得我們借鑒的。
當然，還有助手制。像美國的智庫，它往往有實習生制度和助手制度，你想想，很知名的智庫，出名的專家也屈指可數，靠什么總是有不斷的產品出來呢？就是靠一個專家后面有十個人組成的團隊在為他服務。分層級的，一個領軍人物下面有幾個學術助手，學術助手下再有幾個實習生幫他打雜、查資料，然后他出思想就行了，他甚至都不用自己親自去寫作，他有思想旁邊的人把它記下來，然后他找助手去查資料，寫完了給他看，不行再討論。像基辛格90多歲高齡還在寫書，其實都不是他寫的，甚至都不是他的主要助手寫的，是他助手的助手寫的，他就出思想，這樣就能保證智庫真正的有思想的人物在那兒多方位的去思考問題，而不是自己去動手又去查資料，又去開會，又去接待，這樣才能真正讓智庫的研究人員發揮“智”的作用，而不是作為一個一般的綜合性的工作人員。
總之，國外的智庫有很多經驗還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包括它的用人和用錢的制度。比如說招人，往往是成熟一個招一個，看到誰比較成熟了就挖一個，挖一個哪怕60歲，他給你搞一個項目，來了第一天就用起來。國內的很多智庫，往往從大學生、博士生招起來，招來以后把他變成一個成熟的研究人員大概是5-6年的周期，這個周期有的成功有的還不成功。等他成功再過個7、8年他就成熟了，成熟之后他可能覺得你的待遇不好他就跑了。這個用人制度實際上你花費的周期長，投入的成本大，產出和投入之間往往不能成正比。國外用人是看中誰了，就把他招進來，他馬上就可以產生這個成果，所以中國的高端智庫建設應該來說方興未艾，才剛剛起步，未來我們應該學的東西還很多。但是在學的同時一定不能亂學，別學得東施效顰，把我們自己的特色給丟掉，我覺得還是堅持我們的特色，然后借鑒別人一些有益的東西，進行一個整合比較好。
主持人：國家提出“國家亟需，特色鮮明，制度創新，引領發展”這樣一個目標，現代院要打造成為一個高質量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如何來實現呢？
袁鵬：實現這個目標，我覺得對現代院這樣一個老牌的、大而全的綜合性的智庫而言，首先，在繼承傳統不要丟掉積淀的同時，“老樹新枝”進行創新，這個很重要。在這個方面，當然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國家亟需。你研究的東西不要跟國家的亟需的東西離得太遠。我們國家在崛起的時候，面臨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顏色革命陷阱……難題困難都很多，現在繞開這些困難，研究一些陽春白雪的東西也許有用，但是不是國家亟需。所以一定要研究國家最熱點的一些問題。比如說東海南海問題、一帶一路問題……等國家重大戰略問題，如果不緊扣這個時代脈搏和國家亟需的話，這個智庫是沒有生命力的。
但是與此同時，在國家亟需的同時，也不能搞浮躁式的研究，國家亟需不一定都是熱點，有的還需要厚重的理論支撐。比如說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到底是什么含義？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它的理論依據是什么？這些東西雖然也是國家亟需，但是國家并不急于你明天就拿出答案，還是需要你潛心的去進行基礎性的研究，把熱點和基礎性結合起來，在完成國家亟需這點上下功夫。
第二個就是制度創新。尤其對現代院這個老牌智庫來講，它船大不太好掉頭。國內現在像人大重陽這些新的智庫，用人用錢制度比較靈活，他們就經常在媒體上呼風喚雨?，F代院可能一時間做到這樣不太容易，但是也沒有必要千篇一律，一個模式。這并不意味說我們就不用創新，實際上我們現在自從入圍高端智庫之后，院領導和各位同事們都在齊心努力，也在做一些創新，比如說我們季志業院長強調的就是，我們要搞我們的大數據建設。因為在信息化時代缺少大數據，缺少網絡信息的支撐，這個智庫是“行之不遠的”，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全力以赴的打造一個信息化的工程，包括要建立一個一流的、跟國際接軌的數字化圖書館，整個網絡辦公的信息化，還有我們整個的數字化，包括整個流程的數字化。
這個工程可能會費一點的時間、財力、物力，但是一旦實現之后，它會讓現代院這樣一個老牌的智庫，煥發出新的活力，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嘗試是有必要的。
現代院現在還在思考的就是在新的時期創新一些研究的方式，過去集體務虛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但是在網絡信息的時代可能也要創新。比如說，現在我們搞推演，戰略推演，我們引進西方比較成熟的推演的模式，也借鑒國內同行的，我們現在已經搞了好幾次大型的重大問題的戰略推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像視頻會議系統，我們也開始直接地跟國際上的智庫進行聯合研究。因為中國智庫要真正發揮影響力，還要影響對方的一些決策，最好的辦法就是中外智庫聯合起來一起研究，形成一個產品，那樣更有說服力，更有公信力，影響力應該也是比自己閉門造車會好很多。
主持人：中國網作為媒體經常被要求要“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您認為中國智庫為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在國際舞臺上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作為智庫學者應該如何更多、更好的發出“中國好聲音”？
袁鵬：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提得非常及時，就是中國智庫跟國外的智庫，尤其是西方智庫，差距最大的往往不是研究方面，而是國際傳播這方面。國外的一個產品出來以后，往往把它放大到極致，既影響本國的政府，也塑造全球的輿論。而我們目前更多還是單向的，我們為自己的政府和決策做一些服務，但是有的時候可能產生了效果，有的時候往往可能也束之高閣。
新時期作為一個高端智庫來講，除了服務決策，服務中央之外，也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塑造媒體，影響公眾，因為畢竟媒體和公眾對很多問題的理解是片面的。當然更重要的任務就是影響國際輿論對中國的看法，因為國際輿論基本上是被西方的聲音所主導，那么在西方主導的輿論環境之下，中國智庫和學者要影響他們談何容易呢！
所以我們第一不能操之過急，不能一窩蜂的去影響，顯得好像千軍萬馬來了，反而“欲速則不達”，產生相反效果。我們一方面要有這個意識，但是同時我覺得更重要的還是要培養一批具有國際交流經驗，同時又這個能力的一流的國際傳播的人才。首先你的語言得要過關，同時你要內外兼修；你既要研究國際問題，也要深切了解中國國內發生的重大的問題，國內的大政方針。因為你到國外去，人家最想知道的是你的國家發生什么，所以你必須內外兼修。同時你還必須了解現代的一些傳播的基本的方式方法，包括網絡、媒體、以及青年受眾。如果說這些工具不掌握的話，你這個傳播影響力是相對比較有限的，所以要加強一流人才的培養。
第二個就是還得有一流的成果傳播出去。比如說智庫有一個產品，僅是一個“急救章”，你就是把它翻譯成英文放在那兒，人家看了以后還是不會產生效果。相反你這個東西確實是下了功夫，沉甸甸地擺在那里，“酒香不怕巷子深”，即使是中文的，人家也會主動把它拿過去把它翻譯成英文。所以不要在乎我們的包裝怎么樣，而要在乎我們成果的含金量和它是不是實實在在的一個東西。
第三，我覺得要形成一個比較好的傳統，最佳的方式還是要“走出去，請進來”，多搞一些活動。在美國，在華盛頓的智庫比較多，幾乎每天都有上十次不同類型的、國際或者是重大問題的研討會，不停地上演。在這方面，中國還有欠缺。要通過聯合辦會和國際會議的方式，“傳遞中國的聲音，講好中國的故事”，然后塑造中國的形象。我覺得現在我們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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