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智庫中國與中國智庫一路同行，歡迎收看智庫中國特別欄目《百家智庫訪談》，我是主持人毅鷗。今天我們走進了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邀請到了高培勇院長，和我們一起來聊一聊財經院作為國家高端的智庫，是怎樣擁有今天的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的。高院長，您好。
高培勇：你好。
中國網：我記得您曾經說過，智庫它是不同于一般科研機構的這么一個組織，它有自己獨特的這種運行規律，是怎樣的規律？
高培勇：我們是2011年12月份組建的智庫，因為我們這個智庫它不是高樓萬丈平地起，它是在原有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的基礎上組建的，所以對于我們這樣的智庫而言呢，它就有一個轉型的這樣一個任務，原來就是一般的學術研究機構，我們叫學術機構，現在說轉型智庫了，那么怎么轉型？實際上應當講我們是走過一段彎路的。
最初因為在學術機構基礎上做智庫呢，大家認為就是研究力量的一種重新配置。比方說我本人是原來搞財政科學研究的，那么就是說你今后更多的加強一些應用型的這種課題研究，對基礎性的課題就少做一點。大家最初就把它理解為一種研究方向啊，資源配置的一種重新調整，應當說這樣做非常之容易，就好像在一個體制、機制根本不變的條件下，我們把生產任務調整調整就可以了，但是在實際做的過程當中發現絕不是這樣，這個智庫典型的定義它是以提供決策咨詢類產品為主的這么一種學術產業，所以你看它的產品跟一般的學術成果就有很大的差異，你比如說一般的學術成果，我不是把它作為一個學術觀點提交給大家，至于它對與錯能不能適用，我可以沒有過多的考慮，就是我的一種觀點，我要堅守它，甚至我的一生都要維持這樣一種觀點都是可以的。但是決策咨詢類產品呢，它是直接做決策支撐的，因而它就沒有多少回旋的空間。
我們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隔熱層，直接就可以供決策層參考，因而這種產品決策類產品，用我的話講是具有人命關天的性質，就好像是醫生開藥方，醫生開了藥方不管如何，只要患者服用，他就有生命危險，可能治好病也可能要了你的命，這時候就比較較真了。
整體的運營就不能像學術研究機構那樣，說你的關點你的學術這種見解只是你個人的，而決策咨詢類產品，它是要服務于整個社會的，這是要真刀真槍的干，我們提的是這樣，得真正能解決問題這種產品，這樣一來它就牽扯到一個研究方向、研究范式、研究機制，整個與我們的話講就是整個體制機制的一個再造的過程。在按照這個方向往下走下去，這個差異大著呢，這個差異很大，你比如說要一個普通的，像我們以往那樣的財貿所這樣的研究機構，那么平時的這種整個研究計劃，科研組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建立在個人自愿的基礎之上，我偏好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我擅長什么就研究什么，對吧，但是智庫不是這個樣子運行的，智庫說這個社會需要你研究什么，你作為國家級的一個機構，上一級要求你研究什么，你就得研究什么。因為你這種硬性的直接附庸決策的這種產品，它不是簡單的學術觀點。
中國網：為什么？
高培勇：它是直接投入運營，對中國的這種經濟社會發展，對廣大百姓的這種福祉改善，都是有直接影響的，所以這種調整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是講要認識到智庫，它作為一種決策咨詢類的產業，它一定有不同于一般意義的學術機構那樣的一種特殊的規律，只有按照這個規律來建設智庫。用現在的話講叫做適應并引領，這樣一個智庫的發展趨勢，你才可能把這個智庫建設好，我想這是當時提出這個規律時候的一個重要考慮。
中國網：也能聽見出來，在咱們財經院這五年的時間里面，您是有很多這種轉型的心得，您覺得哪些事情是讓您記憶最深刻的？
高培勇：要我覺得最深刻的，至少有那么兩三件吧，比如說第一件轉型智庫，轉型智庫不僅僅是一個機構的轉型。對于工作在這個學術機構所有的學者都面臨著轉型，大家都知道學者一般比較清高，他愿意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兒，愿意做自己擅長做的事兒，甚至為之投入一生的精力都在所不惜，在做智庫學者和一般學術機構的學者之間呢，大家得需要有一個思想的轉彎過去，有人認為就是我終身是做學者的，不要做學術。你讓我圍著這個決策機構轉，做支撐決策的這樣一種研究，就覺得不是我原來追究的那個學術的味道，大家講我要有獨立，我要講究科學，我要講究客觀啊，如此等等。
最初中國社科院黨組決定把財貿所改建為智庫的時候呢，我們在財經院的范圍之內是有一場大討論的，盡管這個事兒已經定了，但是必須要讓大家轉彎，轉彎就得有轉彎的說法，不能簡單的說上級讓我們做智庫，大家低頭研究就要隨著智庫的運行規律來轉了，而不再是過去的那種一般的學術機構了。更簡單的說法是不行的，學者較真你得講道理，那么我們在大討論的基礎上，引導大家注意這樣一件事兒，就是做學術研究它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做學術研究在學術道路上的發展，它的最高階段是什么？我們就研究說大家討論吧，討論的結果就是逐漸逐漸大家能明確到一件事情上來。我們發現做學者，隨著這個學術研究時間的推移，他的學術這種研究的積累會不知不覺的走到一種境界。
這種境界說的不一定準確我們叫指點江山，是這樣的吧，像一些大學者他在講的時候，一般你跟他談話，在任何場合哪怕是在會議上做個發言，跟大家做個交流，他往往自覺不自覺的會走出他的那個象牙塔，走出他那種相對復雜的學術研究，而走向指點江山的這個層面上來。指點江山是什么呢？實際上就是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對一個經濟體，它的經濟前行，在事關國家、事關百姓這種命運和福祉問題上，發表自己的見解，他發表自己見解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說做學問啊做到深處，實際上就是做決策的這種分析，這樣的研究下來呢，就會看到了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其實就是做智庫研究。
因為做任何事情，其實都是供需兩個方面交互作用的結果，整個社會大分工當中，讓你做學術的，學術不是讓你孤芳自賞的，學術不是說我批了一些資源，讓你在那自得其樂的，這不是做學術最終的目的。學術的目的最終是應用，只是說有的離這個應用近一點，有的離應用的這個境界遠一點，比較基礎的研究，更多的是生產理論的，但是這個理論是干什么的？是指導實踐的，它不是直接應用實踐的，中間有一個過渡階段。應用性研究直接服務于實踐，它直接就可以在理論基礎上去直接投入應用，這不管是哪樣一種研究，哪樣一種學術，最終是瞄準應用，沒有用的學問是不存在的?；蛘哒f它是不被這個社會所接納的，也不應當為之投入資源，大家就逐漸逐漸理解這樣一個意思，實際上我講它的學術研究最高境界是做智庫研究，實際上是代表著學術事業的成功，這是一條。
然后接下來我們又講，分析這個學者的成長道路，就是你看他整個學術，我們叫學術人生，仔細說起來是大體分做幾個階段的，一般第一階段是干什么呢？我講是從學校畢業以后，第一階段我們說是寫論文的。 第二階段就是寫專著，第三階段就是寫教材。
寫教材是什么呢？是通實的一種東西了，它不是說我個人的觀點，一定是能夠為大多數人，為這個社會所認可的這個定理、定律，就是這些基本的理論和基本的方法。
但是再往前走寫什么呢？寫奏折，就是對這個社會發展的建議，你看大學者們走到最后的時候，往往就寫很短的東西了。在報上發表一個幾千寫字的東西，給黨和國家提供千方百計的政策建議，寫這個東西就寫的多了。所以你分析過來他的發展過程就會看看，往往寫論文是打基礎的，寫專著是在這個打基礎上，對他的論文進一步的升華，到寫到教材的時候，他已經有點什么呢？有點俯視過去走過的學術道路這種境界了，他要把那些成型的，真正能視為規律的東西寫到教材當中去了，但是再往前走就是寫奏折，所以我們也體會到，就是真正做智庫研究不是誰都能做的。
他一定是學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所以我們就提出第二個說法，叫做智庫研究是學術發展的最高階段，實際上這兩個判斷，智庫研究是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另外一個智庫研究是學術發展的最高階段，都說這兩個判斷的意思是想告訴大家什么呢？就是學術研究和智庫研究，兩者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分的很開的，兩者之間是有必然聯系的，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做智庫研究，實際上是我們做學者的一個更高的追求。大家把這個事情搞明白之后呢，我們的大討論就算有了一定的結果，
我們怎么說呢？應當是2011年7月份接受的這種轉型的任務，到2011年的12月29號正式掛牌，中間留給我們7個月左右的轉型時間。 當然了在這個過程當中是非常高興的，就是很心悅誠服的接受了這項任務，并且比較順利的轉型到智庫的這種體制機制的道路上來，這是一個非常讓人能夠記憶深刻的事情。另外一個記憶深刻的事呢，就是我們的考核，考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過去做單純的學術研究的時候，大家雖然也在非常努力，但是擺設考核，你一年寫了多少東西啊，這個不愿意，學者愿意要一個相對寬松自由的學習環境，我愿意做就做，可能十年磨一劍，可能二十年磨一劍都是可以的，我在做研究，不愿意讓別人管，但智庫不是這樣子，智庫是有任務的。
我們一直說不是你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偏好什么就研究什么，不是這樣的，它是有任務的，有任務就得考核，要考核就得有標準。你不定量是不行的，當然了我們說的也有質的這種要求，但是質和量之間必須以量為基礎啊，這不容易，這是不容易的，我們也是經過了非常激烈的這種討論之后，應當是在半強迫、半自愿的過程當中大家逐步接受了這種現實。
到2014年我們才正式拿出財經院的科研工作標準，要求研究員你一年要完成多少多少，副研究員一年要研究多少多少，而且這個時候的要求已經不完全是量了，2011年、2012年就提出了量，但是那時候大家接受不是從心理接受的，只是認為它就是一個制度安排，到了2014年大家就已經覺得這個事兒必須得辦，而且必須有質的要求，這個質是什么呢？對于智庫而言，我們要求是有獎勵的。你說你這個東西是好東西，不是說的。是要有影響力的，這個影響力特別是在決策方面的影響力，是要有一系列具體的事實為依據的。
比如說你寫一篇論文要發表，具體問你發表到哪個層次的期刊上，不同層次的論文，學術期刊它實際上標志著不同的讀者群，層次越高的這種期刊，它的讀者群的層次越高。讀者層次越高，意味著它對決策的影響就越高，我們就說讓你的論文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這是最重要的吧，影響普通人是一種影響，影響具有影響力的人是一種影響，潛移默化的去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才會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影響，所以這個刊物的層次不是說公立的說法，什么權威期刊、什么核心期刊，都不是這個意思，更重要的是著眼它的影響力，這是一個要求吧。
再有你參會，參加各種會議也有層次啊，是有國家層次的，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經濟形勢分析會，有各部委召開的經濟形勢分析會，你參加哪個層次經濟形勢分析會，又提出過哪些政治政策建議，這都是有要求的。再有你出了這種學術產品，智庫也可以叫學術成果，但是我們更多的把它叫做產品了，因為智庫本身是一個提供決策咨詢類產品的學術產業，從產業角度來講它是叫產品，那么你提供的是不是比較貼近現實的產品，你的采納都是什么樣子的。我們的采納都往往是按批示來說的，就是你寫的東西，哪個決策層的，哪位領導看到了，并且感覺到它的重要甚至做出一定的批示了，這些個東西我們是經過了一番大討論的，這個事情其實做下來，大家最后我們是有民主投票的方式通過的，可不是簡單的發一個文就完了，因為學者他就必須得講這個東西。
中國網：得要心悅誠服。
高培勇：對，他得認可，否則你那種硬性的制度規定，學術研究不像水龍頭一擰開就有的，他是要有他自己的一套規律嗎，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有這些事情其實說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在轉型智庫的過程當中，我們經過一系列的探索，要把這種相對成熟的，比較適合財經院院情，匹配財經院規律的這樣一些東西呢，把它轉換成財經院的這種體制和機制。就是講智庫建設，建設到底最終實際上是一種體制機制建設，這一點認識我覺得是要把它說話的非常清楚的。
中國網：剛才您說到這個財經院的院情，財經院肯定是人才濟濟的，您覺得在這么多年的智庫建設當中，通過什么樣的方式，能用起來這些人才，并且留住他們，吸引新的人才進來？
高培勇：就是說仔細想啊，一個機構的運行過程當中，它其實最需要的是人，凝聚人心，不同的這種機構之間的差異啊，我也在想比方說話學術機構，社科院有高校的差異，社科院內部不同研究所之間的差異，不同學科之間的差異，它表現在哪？
有人說研究方向不同，有人說成果的形勢不同，如此等等，或者說工作的任務不同，但是如果能脫出這個研究方向、研究任務學科這種視野的局限，而深入到它的實質層面的話呢，其實我覺得是文化的不同。好像應當說是這樣子，比如說高校有不同的高校文化，研究機構有不同的這種機構文化，所以我倒覺得如果說像財經院這樣的智庫，我腦子里最關注的事情是財經院的文化建設，一個機構的運行過程當中，必須有大家能夠達成共識的，一些上升到理念層次的東西，這個理念層次的東西是什么？實際上是一個客觀的評價標準。
在財經院運行過程當中，剛才說了老百姓的土話，什么樣的人算做成功的人，什么樣的人被看好，說什么樣的人最受尊敬，它得有這個東西，包括你們做網絡也是一樣的，都有客觀的評價標準，這是不同的文化。我們說事業留人、感情留人等等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把它落實到什么樣的地方去呢，就是一個評價標準，我們考慮來考慮去提出了八個字的東西，叫做“學術本位，人才中心”。
“本位”這個詞是產生于我們經濟學的語言，大家可能知道過去增加在貨幣的發展史上有過金本位，就是所有的東西你衡量價值的時候，先把它換算成金子，然后用金子去衡量，值一兩金子、二兩金子，是這么一個情況，它和一般的等價物，是一個評價價值的基本標志，所以在財經院的這種文化建設當中，要讓大家認可一件事情，在這個地方什么樣的人是最受尊敬的，你以什么來論英雄，我們考慮再三是以學術來論英雄的，你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雖然你研究的主要是智庫方面的研究，但是畢竟是一個學術機構，學術機構就要有學術來論英雄，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服務于學術的，學術水平高你在這邊就最受尊敬，學術水平相對低你就不那么受尊敬，大家有一個客觀評判的標準，這樣才會把更多的人吸引到你這兒來，你認可這種文化他就愿意在這兒待，如果說這個地方評價各個不同的標準，一會兒以勞動態度，一會兒以服務態度，一會兒以這個標準，那個標準是不一樣的。
我體會在生產單位，我在工廠里當過工人，大家對什么樣的人最受尊敬呢？生產能手，技術好，在同樣的時間之內生產了更多的產品而保質保量，在學術機構學術水平應該是這個基本的評價標準，我們說這是打造的這么一個東西，一切一切，你做任何工作都要還原到你對學術做出了哪些貢獻。另外四個字我們是叫“人才中心”，其實一個機構像智庫機構最重要的是要有智囊，智庫是由智囊組成的，沒有智囊那智庫就是一個烏合之眾。
智囊是什么？就好像演藝群體當中的那個角兒，對吧，就是那個角兒，沒有那個角兒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講的是學術帶頭人，在學術機構講學術帶頭人。學術帶頭人我們是要把他當做人才的，這個人才在這個智庫運行當中，我們要把它擺在中心位置的，就是作為財經院的院長，各種各樣的話你都要聽，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聽學科帶頭人的。
我說過一句話“學科帶頭人跟院長拍桌子是可以的”，為什么？因為這個機構本身就是由學科帶頭人來主導的，你離了一個帶頭人就塌了一個學科，所以他們的意見是最重要的，高校提出過教授治校，其實教授治校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治校，是教授當中的佼佼者，學科帶頭人來治校，他掌管著一個學科的發展方向，所以你說這個財經院有誰??？你告訴我說有100個職工，100個職工又能代表什么呢？財經院100個職工和其他機構的100個職工有什么差異呢？你得說我這100個職工當中有幾個學科。就好像醫院的內科、外科一個道理有幾個學科，幾個學科怎么能夠立得住呢？
一定會有學科帶頭人，然后形成一個梯隊，這個學科帶頭人是一個梯隊的靈魂之所在，所有人都能得罪，學科帶頭人是絕對不能得罪的，你必須把學科帶頭人關照好，這就是怎么說呢？這就是本錢，你這個機構的本錢，如果說一個智庫沒有智囊，社會上咱們可以接下來談就是各種的泥沙俱下，各種各樣的質庫，草臺班子多得是，不會是長久的，它也不會是真正有影響力的，所以我們就又加了一個字叫人才中心，讓大家注意到財經院是由人來組成的，人更重要的是人才。
一個是學術本位，我們確定了一個評價標準，你是不是英雄都是由這個來評價，第二個告訴你這個地方誰當家，是這個人才，是學科帶頭人來當家。我想打造這樣一種文化呢，只要是真正的學者他就會愿意在這里工作，學者也論金錢但是不唯金錢。他跟商人之間這種差距是吧，他有一個報國之心，論官位但是不位官位，這就和政府機構的官員又不大相同了，你在政府機構里就說處長就是處長，司長就是司長，在這里他不是，行政職務更多的是一種學術資源的調配，更重要的還是論職位之外的東西。
所以當你把學術作為基本評價標準，把人才捧在手心里，那么你說這樣一種文化，我想它就是我們能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最重要的基礎之所在。當然這種文化的建設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一兩任行政負責人所能解決的事情，但是你只要是現在打上這個基礎，慢慢的培養，逐漸逐漸的就會形成濃濃的這種學術本位人才中心的良好范圍，我想這是財經院將來能夠得以發展最重要的基石之所在。
中國網：剛才談完了人才這個，可以讓財經院得以發展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外，資金我認為也是智庫發展當中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咱們財經院在發展過程當中，有沒有碰到過財政方面的壓力，財經方面，就是說錢的問題吧，有沒有財政緊張過？
高培勇：因為我的專業是財政啊，應當說就錢而言，在任何機構任何人而言，從來都是不夠花的，所以論錢的時候都是相對的，都是和過去比，和其他的機構比，這五年來曾經就研究經費而言，和過去比有了翻番式的增長，確確實實這幾年財政部很關心社科院的智庫建設，每年會撥大量的經費給我們，不講別的就是我們現在這個辦公的地點這是租來的，不是社科院自己的房子，一天一平米16塊7毛錢的租金，你們也都知道在北京的東部這算是便宜的，不是最貴的，東部還有十幾塊錢一平米的對吧，你就想這個經費國家財政真的是為智庫建設投入了大量的經費，相對于過去我覺得是充裕的，和其他的機構比呢？我們也不算窮，也是要搞研究，大家真的也是有經費的，但是要說我們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這個經費的運用啊，因為制度規定這方面的原因，中國建智庫你看原來基本上沒有這樣的提法。
只有到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時候，在中央的文件當中才有一種說法，叫建設一批具有專業優勢的思想庫和智囊團，2014年末提出建設中國特色新興智庫這是總書記提出來的，所以這個經費的劃撥過程，經費的使用過程呢，自然而然就沒有與它相匹配的制度規定同時出臺。
在我們運行過程當中就遇到一個問題，智庫研究員有他自身的特點，但是這個經費的供給渠道和管理渠道，基本上是脫胎于行政機構和過去其他事業單位的一套制度規定，這兩者之間就經常會發生劇烈的碰撞。我們有些智庫研究特殊需要，經費就不能保障了，就不能保障了。智庫研究所需的這些經費的項目，在可以允許的報銷項目當中，你找不到它合適的位置。
所以我們寧愿是什么呢，有錢而不能用，大量的經費趴在賬戶上，而研究人員在研究過程當中的又嗷嗷叫，就是這樣子的，相對來講也是困難。我們總是拿什么聊以自慰呢，就是任何新興事物剛剛起步的時候，都有一個適錯的過程。
既然是新建智庫，而且我們多現在也才只有五年的時間，所以什么是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大家還在探討當中，就允許這樣一個過程與自己相伴隨一段時間，也是反復的、不斷的去呼吁，能夠改變這種大而化之的這種做法，來管理智庫研究經費的這樣一些制度規定，現在有一些突破，但是還不夠徹底，還得慢慢的磨合。
中國網：剛才您也提到了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我就特別想問一個問題，您認為中國特色表現在哪里，然后新型又新在哪里？
高培勇：這兩個詞是蠻有意思的。講中國特色從字面上講，一定是相對于外國智庫而言的，就是我們中國的這套智庫的運行，和其他國家的智庫是有它自身特點的，講新型是相對于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智庫而言，都是在變化當中。
所以這五年當中，盡管在最初的時候并沒有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樣一種概念，但實際上你只要建智庫，不可避免的就要遇到這樣的問題。比如說在中國社科院建設財經院，這個智庫怎么辦，你得有一個參照系啊，當初2011年的時候大家對于什么是智庫都搞不明白，我們后來說有智庫運行規律，那是后來經過一段時間這種碰撞才得出來的這種概念，所以得找到參照系，我們找參照系就找不來。
比如說2012年，我們專門到美國、英國考察智庫建設情況，美國的智庫、英國的智庫是怎么建的呢？你看一看它基本上不是政府辦的，財團提供經費聚攏了一批人，那么它和政府之間就發生聯系，如果說它的產品可以，政府可能會提供給一定的經費就會購買它的智庫產品，有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購銷的這種渠道。他的研究，他們強調研究的獨立性，也沒有其他方面的這種要求和限制，中國的智庫該怎么建，比如說有人要問你獨立性體現在哪，智庫不獨立還談什么智庫啊，人云亦云，領導說什么你就跟著說什么，那還要智庫干什么呢？
所以我們首先說獨立性在哪，大家就是這幾面磨合下來我們發現，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我們這個基本制度的基礎上建的智庫，也講獨立性，不是不講獨立性，這個獨立是什么呢？獨立于自身利益，獨立于各種既得利益，這個是很重要的。我們必須站在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角度去考慮問題。
比如說在智庫的研究過程當中，研究征不征房產稅，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了，研究人員一般都是有房子的，那么把自己的利益擺進去，你肯定說最好不征這個房產稅?？紤]到這個預算問題，預算問題我們說一個國家應該是有預算，而不應該是由各個部門去掌管預算，你要考慮到有些部門的利益，你就會說各個部門也需要有自己的一部分基本財力，這個時候在研究的過程當中呢，我們講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我們財經院有個院訓，叫做“為人民做學問”，就是你一上來就得把自己的立場擺好，你是站在什么樣的，憑著學者的良心來做分析啊，提供分析產品，這種良心是什么？就一定關注整個國家的這種發展，關注人民的這種根本利益，所以你要講獨立的時候，你絕對不是說像西方國家智庫那樣獨立于政府，獨立于黨派，在中國你提出這套根本一天都不能存在下去，對吧，我們就說我們的獨立就是獨立自身利益，獨立于各種既得利益，就是始終以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發表研究自己所研究的這種產品，這是在和國外做比較的時候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和傳統意義的智庫相比，就講新型了，這個新型強調什么呢？在過去的中國雖然沒有智庫，但是卻有一批做智庫的人。中國社科院的前身，往前追溯你不能只追溯到中央研究院，就是民國政府時期，再往前追溯實際上是歷史上的翰林院，中國社科院那個駐地就是原來翰林院的那個地方，共院嗎，就是那個地方，那翰林院是干什么的，就是給皇上出主意的，提奏折的，它不是直接的官僚但是有官階啊，就是翰林院。
和過去有何不同？我們就確實強調學術性，講的學術性，這個學術性是和過去不一樣的地方，比方說過去的奏折，大多是一事一議的，現在國家發展當中遇到什么問題，皇上有什么需求，讓他們去研究，朝那個折子來，你看到電視劇里、電影里就有這個事兒，擬折子上奏都是這樣子，一事一議的。
現在這個人類社會發展可不是像這樣的，點子公司所能解決的，中國現實社會也有好多點子公司，我們曾經有過點子大王呢，但它是零散的那種，不稱其為智庫研究的情況，所以我們得強調什么呢？得系統化的研究，強調系統化的研究還要強調什么呢？一定要學理支撐和方法支撐的這種研究，沒有這種研究不能談智庫，所以這是和以往不一樣的地方。
再有在此之前社會上大量的各種研究中心，在高校里我曾經在人民大學工作很久，那個時候幾乎能做到什么呢？起碼一個教研室就有一個研究中心，一個研究室里就有一個，這是干嘛呢？就是攬課題用的，誰那有什么需求，愿意提供研究經費，我們就蓋一個章，把那個拉來，大家找幾個人就開始做課題就這個成果報上去，這個經費就可以作為收入了，過去都是這樣運轉的，現在社會上有好多這樣的，我們稱之為虛體的這種機構，你看到各種都號稱自己是智庫，但是它是三無啊，什么三無??？無固定辦公場所，無固定的人員編制也沒有穩定的經費支持，它就是這樣隨課題而組織課題組，隨研究經費而組織研究的活動，但是這種我們覺得不是中國新型智庫所要求的。
新型智庫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按總書記的說法得從事長期蹲守跟蹤研究，作為一個產業啊，首先你得有固定辦公場所，你說這個產品提供的好與不好能找到你，你得有一個穩定的生產線啊，今天你生產了，明天我找不到人了也不行啊，你得有穩定的這種經費支持啊，也有穩定的研究隊伍啊，我們知道誰領先，誰是研究啊，你找一個研究單位的時候，你要交給它一個研究任務的時候，你得知道是誰在做啊，所以我們說實體性的智庫才是新型的，虛體的它不是。這樣一來起碼咱們就講究兩條，一個是必須是學術性的，第二必須是實體性的，這就是新型，這就是相對于以往的智庫，我們必須著手、著眼建設的兩個方面重要的方面。
所以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我覺得表述真是恰到好處，一方面劃清了我們和其他國家智庫的這種界限，另外也站在中國傳統意義代有智庫研究的基礎之上，就走上了一個智庫發展的這種新的道路，它是適合當前的中國經濟發展的這種實際的。
中國網：以您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這個理解，您認為未來五年中國智庫的發展，應該是一個什么樣的局面？
高培勇：我是相對來講比較樂觀的。我剛才用了一個詞叫大浪淘沙，當某件事情剛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泥沙俱下。大家形成一種“智庫熱”，你看現在連普通百姓都知道智庫這樣一個詞，大家都在躍躍欲試，不管他是不是智庫，不管他是不是智囊，能不能做智囊，他都在躍躍欲試在做這個事情，你要統計中國現在有多少家智庫，那我想它比人口的統計可能都困難，因為我現在知道想做智庫的人，正在打算舉智庫牌子的人有很多很多，還在醞釀期，但是作為一個新興的這種研究領域，或者作為一種新興的特殊研究產業，它終歸要和世人見面的，丑媳婦你也得見公婆啊，總是要運行、運作的，中國特色新型智庫這個提法它不是領導同志拍腦袋就提出來的，而確確實實是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這樣一個階段。
比如說國家治理現代化，能講到國家治理才會有對智庫的這種需求，所以市場競爭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市場競爭的大的環境，這個競爭的機構運行一段時間之后，運行過程當中像篩子一樣，就把那些不適合，或者根本就不是智庫的這些機構，不合適又不是智囊的這些研究人才就過濾掉了，過濾掉了之后呢，那么在中國才能真正形成一種智庫產業。
就好像行醫是一個道理，我總把智庫比作行醫，醫院也是一樣，大家說都愿意開診所，都愿意到醫院，但是時間長了只有那些真正治好病的醫生，才能夠有工作可做，只有那些真正有療效的這種醫院和診所，才可以在社會上立足啊，所以智庫也是如此。往前看呢，一個從量上講，我們說真正的具有一定資質的，我們說真正學有所長，真正能解決問題的這些智庫，可能會得到迅速的發展，但是其他方面的就不這么稱職的智庫，就會逐步逐步的過濾掉了，淘汰掉了。
這是現在能夠看到的一個大致的局勢，再更深里講呢，智庫本身的建設也會越來越朝著契合智庫發展規律的線索上走，就是智庫本身也要研究，智庫究竟相對于一般的學術機構有何不同。我們有一定的說法，叫比照著做，你不能說把學術研究機構的這種運行機制照搬到智庫當中來，那你就別辦智庫了，智庫有它自己的一套運行機制，凡是都要問這件事兒在智庫這個領域究竟該怎么做，那么時間久了我想就是即不同于其他國家，我們所看到的那種智庫運行方式，又不同于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就的類似于智庫研究的這樣一種運行方式，新型的體制機制，會在中國得以呈現，甚至會日趨的成熟。
中國網：非常感謝高院長今天接受我們的采訪，也希望高院長帶領下的社科院財經院它的這個學術影響力和決策影響力越來越強。
高培勇：謝謝。
中國網：我們今天的采訪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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