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26日,“中美關系與公共外交40年”圓桌論壇在中國人民大學成功舉行。此次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和中國網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公共外交研究院協辦。
專題討論第二環節以“中美關系歷史經驗與面臨的挑戰機遇”為議題展開討論,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主持了這一環節研討。參與討論的專家有上海美國學會會長黃仁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賈慶國,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時殷弘,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賈文山,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代國際關系》主編王文峰,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與貿易系副主任余智?,F將精彩觀點摘編如下:
黃仁偉 上海美國學會會長
我們應該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認識當前中美關系。早在1949年美國進行了一次重要的對華政策辯論,題目是“誰丟失了中國?”。這場所謂“失去中國”的辯論中的一些因素在今天似乎又重演了。而此次“失去中國”可能意味著美國也將“失去世界”。我們看到新一輪“失去中國”的威脅,這不是夸大其詞,而可能會是一種現實。中國此次難以通過傳統公共外交的手段與美國達成廣泛共識,而需要“多管齊下”。不僅與美國智庫溝通,也要與美國更廣泛的群體進行交流。向世界說明中國的立場,堅定地支持多邊主義,讓堅持客觀事實的美國人有更多發聲渠道。
賈慶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
根據當前世界格局的態勢,可以用四句話來描述中美關系的發展規律。首先,“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歷史上,當中美將對方視為同類國家,關系會好一些,反之就會差一些。中美今天依然是同類國家,兩國在價值層面的差距不大,只是由于兩國國情不同,這些價值的實踐方式不同而已;從利益的角度看,中美兩國都是現存國際機制的利益攸關者,整體而言希望維護國際秩序的開放。其次,“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當兩國能兼顧對方利益,兩國關系會好一些,否則兩國關系會不太好。改革開放以來,中美為對方善意交往提供便利,相互開放市場,從而兩國關系獲得良好發展,同時,兩國都獲得了實際利好。再次,“君子取之有道”,守規矩和按“牌理”出牌是兩國關系的基礎。最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兩國尊重對方的利益和愿望是雙邊關系良好發展的前提。
房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
進入新世紀以來,世界似乎進入新的波動的時代。而歷史的波動又在當下引起中美關系的波動與變化?;仡櫄v史,中美關系的發展曾經面臨很多曲折和問題。盡管如此,中美關系在過去的40年依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和經驗,這正是我們值得發揚的能量,我相信中美兩國的領導者能夠把握歷史機遇,推動兩國關系健康發展。
王帆 外交學院副院長
當前我們更不能忽視中美兩國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中美如果發生對抗,除了兩敗俱傷以外,還將嚴重影響世界的發展?;仡櫄v史,中國始終是中美關系的積極推動者,在多次摩擦中,中國都積極推動兩國關系向好發展。展望未來,中美學者都應該認識到中美關系已進入新階段,放棄幻想,要在競爭中謀求合作,這是我們無法改變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們還需要繼續堅持互利共贏、尋求戰略共識,并進一步加強相互學習。
王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
過去兩年來,全球主要矛盾是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落,世界秩序出現一定的權力真空。中國當前不應把關注點僅僅聚焦于中美貿易摩擦,而應更多聚焦國內的深化改革。中美之間雖然有危機、有競爭,但合作空間仍然很大。中美合作的大局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今年中美貿易量可能還會提升,根據形勢的變化做些調整對中國的發展是有利的。隨著國家的強大,中國也應有大國心態。
賈文山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特聘教授
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關系經歷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有限合作階段,雙方從零開始,逐漸擴大合作領域;第二階段是奧巴馬時期的威懾外交;第三階段是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對中國展開的一系列競爭,從威懾逐漸提升到遏制。面對美國的戰略調整,中國應該在強調合作的基礎上,也要有一定的反遏制。同時,要通過公共外交的手段來緩解美國精英的焦慮。
王文峰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代國際關系》主編
當前,在美國國內對于中美關系認知是有差別和不同層次的。簡單說,在美國民眾層面,對中美關系的印象并不是那么糟糕。用美國的中國通杰弗里?貝德所說的,“美國基層沒有很強烈的對中國競爭意識”。我覺得這在未來會是一個常態。焦慮或者是負面的態度更多集中在精英層面。對于美國精英人士來說,更多從戰略層面考慮中美關系。但是對于美國老百姓而言,他們想到的是平常的日子,想到中國可能一定程度上是他們在經貿領域、在日常生活中的伙伴。我們一方面要認識到中美戰略競爭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不應該忽視它的尖銳性。同時,要盡量避免和美國之間惡性的戰略競爭。
余智 上海財經大學世界經濟與貿易系副主任
現在中美談判正在緊張進行,結合媒體的公開報道和相關研究來分析,從保持中美關系穩定的角度出發,中美雙方通過協商取得共識是有可能的。中國在外貿政策、產業政策方面做出一些調整和改革,不僅是解決中美貿易摩擦的需要,也是基于國家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產業戰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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