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力量參與國際傳播的問題及對策

文丨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院

隨著中外關系和國際傳播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民間力量加入到向海外推廣中華文化的傳播活動中。中國武術借助影視流傳世界；中華餐飲在全球遍地開花；在全球面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中藥也綻放出異彩，正在作出獨特的貢獻。這些傳播活動大多依靠的是民間力量。不過，對于民間力量，我們還缺乏明確的定義，民間力量的概念還比較模糊。那么，什么是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民間力量？ 

一、國際傳播與公眾外交視角的民間力量

（一）“民間社會”概念的“民間力量”

中文“民間力量”來自“民間社會”（英文civil society，通常譯為：“公民社會”或者“市民社會”）的概念?！笆忻裆鐣逼囟际薪洕畹睦硇曰?；“公民社會”偏重群居政治生活的合理化。Civil society也可稱“民間社團”，因為society本有“社團”的含義。在西方civil society的概念里，既包含了市井生活的意義，也包含了公共生活的意義；既體現了底層性、草根化、非官方、自組織的社會特點，也包含著廣泛群體所擁有的“網絡”“組織”“關系”的龐大力量。所以，民間社會、民間社團與民間力量可以說是一回事兒。 

按照聯合國的定義，“民間社會是社會中除政府與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由民間社會組織與非政府組織構成”。也就是說，民間社會具有“非政府”“非商業”的特點。不過，這只是認知的分野，不是實際的切割。事實上，在一個經濟勢力無孔不入、行政力量非常強大的市場社會中，民間社會組織常常不能與經濟利益截然分開，政治權力對民間社會的介入也往往難以避免，民間力量與政治經濟利益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與政府機構基于行政權力、商業市場依賴經濟要素不同，民間社會主要借助人際關系、社會網絡和組織能力開展活動、發揮作用，帶來了與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不同的社會資本?！吧鐣Y本”的概念是指個體或團體通過互惠性規范和彼此間的信任而享有的社會網絡資源。這種資源可以獲得非物質的力量，從而產生實際的利益。 

在中文語境中，“民間社會”和“民間力量”的含義大同小異?！懊耖g社會”是一個產生民間社團、擁有社會資本的公眾領域?！懊耖g力量”則主要指民間社會中具有主體精神和能動力量的各種群體和組織。 

（二）“公眾外交”視角的“民間力量”

中國的民間社會與民間力量目前還不易確認。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是一個單位制的社會，民間社會不發達，“民間力量”自然也是一個幾乎不存在的概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民經歷了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歷史性轉型，民間社會逐步發展，民間力量日益壯大。 

事實上，“民間力量”是在國際傳播領域逐漸受到重視的一個概念，“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也是近年來隨著國際傳播、公眾外交與中華文化走向海外而出現的熱門話題。那么，與公眾外交相關的民間力量指的是什么呢？ 

中國傳統上從事對外傳播的力量主要是大眾新聞傳播媒體，以及與外交有關的非新聞專業部門，其中也包括一些人民群眾團體。不過，這些官辦團體與一般公營機構無異，單位有級別，任命非選舉，在對外交流活動中代表的是國家和政府，并不屬于民間社會。也許只有通過深入的改革，才能發揮獨特的民間社團作用。近年來，一些國際知名人士、智庫學者在公眾外交活動中表現活躍。此外，一些教育、文藝、對外聯絡單位也紛紛拓寬路徑，積極尋找國內外伙伴，與市場合作，例如孔子學院的國際合作、海外中國文化中心的省部合作、中聯部等單位（如“復興路上工作室”）的政治廣告宣傳片。這些合作大多可以歸入體制內對外傳播的創新范圍，是對外傳播中非常值得注意的新現象。不過，本文更關注非傳統、非常規、非主流的民間力量開展公眾外交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以及對外傳播主流與主體之間的合作。 

參與對外傳播的民間力量包括與文化外交有關的各類群體及個體、與中外交流和文化貿易相關的市場主體和商業公司，還有普通的公眾和活躍的網民，特別是，網民成為網絡世界文化交流的主力軍。當然，作為公眾外交主體力量的民間社群參與對外傳播，常常需要與主流力量開展合作。 

二、民間力量參與對外傳播的一些現象與問題

近年來崛起的基層民間力量發展迅猛。這些自發形成的群眾組織都有強烈的發展動機，但魚龍混雜，管理不易。而且，中國的民間社會和民間力量是最近40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與商業活動才突然勃興的部分，因而帶有商業、經濟、市場的明顯特點。 

（一）對外傳播的商業性操作

對外傳播是一項國家使命，項目資金大多來源于國家，而且效果如何很少考慮。于是，“有條件”的社會團體和商業公司趨之若鶩。 

許多對外傳播項目以委托公司的方式操作，政府機構的職責主要是“發包”；內容制作則基本由主流媒體的商業團隊或者社會上的商業公司實施。本來，主流媒體受傳統思維禁錮，被認為縮手縮腳，缺少創意；想來民間制作公司能夠打破框框套套，別出心裁。然而事與愿違——令人驚艷的創新之作難得一見，民間公司推出的，許多反而是更加平庸的作品，例如各地區、各單位千篇一律的形象宣傳片。究其原因，是商業機構志在賺錢（贏取項目），為逢迎上意，比主流媒體更加謹小慎微；為節省成本，又多粗制濫造。而作為利益共同體，他們的委托者/合作者不僅不能嚴格要求，嚴肅追責，反而成為商業伙伴的擋箭牌和保護傘。在一些只求投入、不計產出的國際傳播項目中，缺少的不僅僅是經費審計，更缺少效果驗收，成千上萬的國家經費常常輕易地打了水漂。 

自下而上的民間活動難免商業組織的介入和市場動機的推動。如果參與者不能保持足夠清醒的文化認知，不能保證一定程度的動機純凈，見利忘義，假公濟私，傳播品質就可能退化，進而影響中國形象。 

在對外傳播合作的民間力量中，有一個作用特殊的群體是華僑華人。華僑華人既熟悉當地民意、又了解祖（籍）國文化，是海內外文化溝通的重要力量。海外華人是中國對外傳播的二傳手，在中華文化海外有效傳播方面可謂貢獻巨大。但“所遇非人”的現象仍值得警惕。在這個群體中，也不免投機取巧之徒。一些“空中飛人”借助全球化的便利條件和信息不完全暢通的區域障礙，游走于海內外兩端，攫取個人的社會資本和政治經濟利益。 

國際傳播商業化的弊端當然有參與者的素質問題，但同樣重要的是對外傳播體制機制的健全和對國際傳播效果的嚴格檢驗。 

（二）公眾外交的政府介入

民間力量的表現帶有原生態的質樸與自發性的粗糙。不過，自發性和原生態也許正是對外傳播軟力量的一部分。例如近年來海外流行的太極健身活動，便完全是自發地由民間力量引向海外，如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許多外國健身者通過太極熟悉并熱愛上了中華文化。 

于是，官方開始積極熱情地扶植這種“公眾外交”活動，率領民間太極大師巡回全球，成立各種官方代表團推廣太極文化。然而，官方氣味濃重的儀式往往帶來始料不及的負面后果，反而不如草根性的群體活動更親民、更友善。 

扶植太極活動的官方舉措反映了政府部門的一種慣性思維。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將民間社會組織視為附庸，不僅自詡保護的義務，也握有指揮的權力。然而，過度的政府介入為本來自發的活動打上了官方印跡，實際上減弱了民間組織的親善功能，也傷害了中國民間社會的獨立形象。 

公眾外交當然需要政府的組織與協調；但真正有效的踐行者卻是人民。質樸的民間活動、自發的人民交往所帶來的文化吸引和單純好感也是重要的資源，應該盡量保留這種“軟實力”的民間屬性，盡管人民的表現并不一定盡如人意。 

除了需要壓抑的過強商業動機之外，民間參與的國際傳播也存在其他不盡完美之處。例如，即使是受到普遍肯定的“李子柒”現象，也存在一些“偽”和“作”的質疑。但是，只要這種表達恪守“健康”的文化底線，原生態、草根性反而更有利于文化交流，也更有利于國家形象。 

民營企業、商業公司的文化標準不能也不必與主流媒體一樣“高大上”。不必，是因為它更符合“民營”“公司”的身份；不能，是因為世界上并不只有高尚的文化標準。中華文化有雅有俗，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的文化需求。這是正常的國家形象，也是對外傳播應該呈現的中國形象。當然，在草根性的民間力量中，也存在非理性的表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網絡社會的民族主義言論。 

（三）網絡社群的龐雜信息

網民聚集的虛擬社群及其表達的網絡輿論，是一股十分強勁的民間力量。在無遠弗屆的互聯網上，這個特殊社群以傳播消息和表達意見的方式無意中加入了中外交流和對外傳播。 

網絡世界是一個自由表達的公共領域，隨機性、碎片化、非理性和情緒化是通常的生態。虛擬的網絡社群是由散兵游勇的個人網民按照聲氣相投的規律自由組成的非正式部落群體，卻具有極大的能量。網絡謠傳和極化言論常常成為影響全球的國際傳播因素。在涉外事件和中外爭議中，網民可以不成比例地夸大細節，也可以迅如雷電地傳播謠言，網絡傳聞強調的分歧與網絡輿論煽動的憤怒往往瞬間掀起滔天巨浪。 

網民喜愛狂歡式的情緒釋放。以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為例，中外網民的爭論就成為國際交流的一個主戰場。從新冠病毒的起源，到各國政府的應對，從官員應有的風度，到媒體傳播的真實性，無不掀起網絡輿論風暴。 

對網絡輿情，“封”和“堵”未必是好辦法。首先，它招致強烈的抵制與反彈；其次，它將網絡輿情導向主流之外的旁門左道；最終，它將極大地損害國家形象。應該在網絡世界營造一種理性爭鳴的氛圍，鼓勵據理力爭、平等交流的文化生態；同時，一批熟悉國際問題、可以參與國際對話、具有廣泛號召力的民間意見領袖的輿論引導會有利于中華文化、中國政治的對外傳播。在天然地具有批評精神和抵制意識的網絡輿論中，富有獨立見解而又勇于在網絡發聲的專家學者是頗為難得又極度需要的對外傳播力量。 

在網絡社群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以留學生為代表的國外訪學群體。在中國的官方政策中，旅居國外的留學生并不算華僑，按照“加入外籍”的通常定義，他們過去也不被稱為“華人”。但留學群體卻是全球華人世界中與祖國最親近的一個部分。而且，絕大多數留學生了解外情、熟悉外語，他們奉公守法，與所在國家和人民維持著良好關系，是中國聯系世界的重要橋梁。背井離鄉的他們，通常都更加熱愛祖國。年輕氣盛的他們，也常常以言論呼應國家的訴求，以行動代表中國的形象。在互聯網的爭議中，他們往往是中國利益的表達者、中國立場的擁護者，常常也是外國消息的介紹者和全球信息的引進者。這支重要的隊伍需要好好呵護，善加引導，使之克服“受歧視”的心態（雖然在異文化中被歧視也是難免的現象）和民族主義的情緒，力爭作跨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和中外人民相互理解的橋梁。 

國內人民也應該善待留學生這個重要的國際交流群體。在抵御新冠肺炎的過程中曾經出現對留學生群體的歧視和排斥，是非常不應該的。這不僅會寒了這些祖國未來建設者的心，也會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和中國對外傳播大局。 

三、變管理為協調的組織對策

如何組織多元一體、協調配合的對外傳播民間力量？本文認為，要變管理為協調，從提高公民素養和構建體制機制兩方面入手。 

首先，需要針對不同群體進行媒介和傳播素質的培養。提升公民的文化素養、改善國際交往的行為方式，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國民形象是國家形象的一部分，而國民形象，說到底是公民素養的外露。尤其是在全球化時代直接接觸機會大增的情況下，對最有可能涉足中外交往的目標群體，可以分別輕重緩急，有針對性地進行有關國家形象的知識教育和行為引導。 

其次，加強溝通能力，也有利于促進中外交流。對非專業的傳播者來說，重要的是增強對“異文化”和“準傳播”的敏感性，知道處處有文化，時時在傳播。此外，全民共同營造理性的傳播生態，除了法規的約束之外，社會也需要有思想的專家評論、有良知的傳播批評和專業媒體堅持不懈的正面示范。 

同時，管理機構可以借鑒戰略傳播的思路，將自上而下的統一要求轉變為協調配合的組織溝通，構建一種內部信息交流暢通的傳播體制和各種傳播力量相互協調、積極合作的傳播機制。 

責任編輯：時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