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可金：建立起制度，智庫才會有生命力

9月5日，“中國新型智庫建設”交流會在中國網舉辦，屆時，中國第一家智庫媒體平臺中國網“智庫中國”正式啟動上線。中國網副總編薛立勝發(fā)言，并啟動了“智庫中國”上線儀式。來自中國社科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中國與全球化智庫、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察哈爾學會等智庫的多名專家共同見證了“智庫中國”的上線，并就中國新型智庫的建設進行了深入交流。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清華大學著名國際關系專家趙可金教授對智庫的性質和命運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趙可金認為，自從習近平主席提出要發(fā)展中國智庫之后，我國最近出現了發(fā)展智庫的熱潮。如何看待這個熱潮，首先就要了解中國智庫的性質。其實,中國智庫真正的黃金時代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時的“三所一會”（體改所、農發(fā)所、中信國際所和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對中國改革開放的重大政策都有影響。

現在是中國智庫發(fā)展的第二輪高潮。這輪高潮如何來判斷它的命運？這就是我們眼前需要回答的問題。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什么是智庫，第二個什么是中國特色的智庫。

關于第一個問題，什么是智庫？我在近幾年參加了幾個智庫的建設，比如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清華大學中美關系中心，察哈爾學會，清華-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等民間、半官方和國際智庫。綜合這幾個智庫及我對美國智庫的了解，我認為智庫本質上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新制度。在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沒有確立起來之前，是不可能產生智庫的。智庫在美國最發(fā)達，因為美國無論在憲法，還是在管理的法律上都形成了非常健全的法律制度體系，這個制度到20世紀70年代基本完成。這種智庫制度使得所有的智庫都有非常廣闊的發(fā)展空間。從制度上來講，美國智庫繁榮的原因有三條：

第一條就是政策傾向，或者政策導向。美國智庫的工作人員眼睛一睜就是考慮怎么影響政策。當然他首先要了解什么是政策，這些智庫專家多半都有“旋轉門”即在政府工作的經驗，和政府的官員有著緊密的聯系，對政府政策了如指掌。而我們中國的智庫多半是不了解政策的，所以就無從談起去影響政策。

第二個特點是是科學研究。智庫的研究為什么政府會尊重呢？最主要的就是智庫的研究是科學的，是用一系列的科學方法研究的。他們的研究方法完全是科學化的，智庫的領導人基本不干涉智庫人員的研究。比如說卡耐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總裁杰西卡·馬修斯，她基本上不過問卡內基中心成員的具體研究，不管研究員提了一個什么觀點，她都會充分尊重。那么，她管什么呢？她只過問你在這一個工作聘期內工作成果經過第三方評估是不是為卡耐基積累了聲譽或者提高了影響力。美國在智庫人員聘任上的費用非常高，一個人大概年薪15萬美元左右（約80多萬人民幣），在美國比一個大學教授的薪水還要高，這是智庫吸引力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三個特點是企業(yè)化運作，這也是中國智庫現在最缺乏的。智庫不是按照政府機關的規(guī)則和文化運作，也不是按照大學的制度運作，而是實行企業(yè)化運作。在美國，思想已經形成了市場化，智庫就是為思想市場提供的產品，智庫不是要提出一個驚天動地的觀點，而是提出這個觀點一定有人愿意接受。

總而言之，今天中國要發(fā)展智庫，美國的經驗是一定要具備政策傾向、科學研究、企業(yè)運作這三個特點，這是一種制度，只有建立起這種制度，智庫才會有生命力，所有的智庫要想繁榮起來歸根到底要有這三個因素。因此，中國智庫應該在這三方面進行更多的工作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