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講話。這次會議通過了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tǒng)一了全黨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
鄧也致力于糾錯。僅1979年后的三年中,黨的調查委員會就處理了770萬封人民的陳冤信。以劉少奇、彭德懷為代表的一系列冤假錯案得到了平反。1977年恢復高考,只有不到28萬個錄取名額,報考人數(shù)卻高達570萬,階層流動由此變得可能。大學生的比例不足總人口的千分之二,但是他們將是掌管中國未來的精英。如今,當年的大學生中已經(jīng)有人進入了中共最高決策機構。
“撥亂反正”倚重的正是“文革”中的受排擠者。早在1975年胡耀邦受鄧之命到科技部工作,想找得力的助手,就曾問,科技部受整最嚴重的是誰?有人說是吳明瑜,胡就找吳起草科學工作的匯報提綱。
政治之外,當年的一個基礎性的困境是人口數(shù)量。美國學者墨子刻至今仍認為中國的最大問題是“人太多”。在人口成長的壓力下,一個農(nóng)業(yè)國可能越增產(chǎn)越貧窮。中國必須有更快的經(jīng)濟增速,才能不致崩潰。這可以從一個宏觀角度解釋為什么鄧的眼光是比同時代的一般人更為長遠的,當很多黨的干部滿足于恢復被“文革”打亂的國家秩序之時,他則想辦法改革。
為什么改革的核心是鄧?鄧逝世后新華社發(fā)表的《鄧小平同志生平》中曾有相關總結,基辛格的看法亦與《生平》形成了僅有話語系統(tǒng)不同的呼應?;粮裾f,鄧能力出眾,“他比一般人思考得更多,看得更遠,意志更堅定,更加坦率與務實”,同時“對于政治,他極為精通并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