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楊克勤談“新型智庫建設”
[主持人]:我們面對現(xiàn)如今的環(huán)境，找到了缺漏的部分，也找到與之相應的對策。剛才您說了我們建立智庫是要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與西方的一些智庫的經(jīng)驗不能完全照搬，但是有沒有我們可以去借鑒的地方呢？
[楊克勤]:有的。西方的智庫發(fā)展的歷史比較長，智庫在歷史上，在古代，我們國家就有一個門客、謀士、軍師這樣一類人存在，實際上就是為決策者提供咨詢建議、出謀劃策?，F(xiàn)代智庫的起源，有一種研究認為是在歐洲，但是現(xiàn)在比較公認的說法是在美國，是在二戰(zhàn)期間，它最早是用于軍事目的。就是有一批參謀、一批研究人員關起門來策劃軍事計劃、軍事行動、軍事部署，對外是保密的。他們用的英文詞“Think tank”，也就是“思想坦克”，它的原文就是這兩個字。這是大家比較公認的，就是二戰(zhàn)期間發(fā)源于美國，戰(zhàn)后以后逐漸地發(fā)展、逐漸地完善。確實美國有一批尖端的智庫。當然美國的智庫也有不同狀態(tài)，有一些規(guī)模很小，經(jīng)營也很困難的智庫也存在，高端的智庫也不過幾十家。
[楊克勤]:我理解，我們借鑒西方智庫的發(fā)展模式就是，它的智庫研究的問題導向還是很清晰的。因為它要從美國的利益出發(fā)，提出它的軍事戰(zhàn)略、經(jīng)濟發(fā)展戰(zhàn)略，以及社會治理等等方面，這個問題導向還是比較清晰的。另外，內部的組織形式運轉有效。我從一些研究報告當中看到，一般智庫內部的組織運行是采取項目制。一般由一位領軍人物做課題組長，給他配備一部分助手，他組織這個團隊開展研究，以項目團隊這種形式來開展研究。組織形式比較有效。另外，這個“旋轉門”這個經(jīng)驗我覺得我們可以研究借鑒。在美國智庫當中，旋轉門是一個很鮮明的特征。它的智庫平時可以儲備一批人才，根據(jù)他們兩輪流執(zhí)政，換了一個執(zhí)政黨，可能就要把智庫里的一批人才帶到華盛頓去，作為他的高參，作為他的顧問。大選之后，一個黨下臺了，另一個黨又上臺了，這批人員可能又回到智庫來，繼續(xù)做他的研究工作。所以這個“旋轉門”運行的比較完善。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可以借鑒的。
[楊克勤]:還有一點，這是我在一份專家的報告當中了解到的。就是美國智庫研究實際上最核心的技術是它的分析方法、它的研究方法。比如說，我是看到社科院一位專家，他在一份研究報告里面，在對比，我們社科院這一類的研究所和美國這一類的智庫之間在技術上、方法上的差距。我們的研究比較多的用的還是傳統(tǒng)方法，包括分析法、歸納法、田野調查、口述歷史這樣一些方法。像美國研究同類問題的智庫，他們所運用的一些方法，就有判析法、行為分析法，就是技術方法上面比較超前，這是它的核心技術。它的研究成果質量也比較高。我覺得研究方法上我們也可以研究借鑒。
[楊克勤]:大致這幾個方面。
[主持人]:的確有很多讓我們借鑒的地方。我們傳統(tǒng)的觀念總是覺得智庫一定要跟我們的決策者之間建立一個非常完備的渠道，這樣我們研究的成果才能更好地到達決策者那里。所以這樣一來，中國智庫有“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這樣的說法。在信息現(xiàn)代化的過程當中，我們能不能更好地運用網(wǎng)絡，利用公眾來提升我們這個影響力呢？
[楊克勤]:這個問題很好。當然，如果說我們“只有國家隊，沒有民間隊”，我倒不完全認同這個說法。應該說我們既有國家隊也有民間隊。但是國家隊力量雄厚、規(guī)模大，發(fā)展得比較好，而民間隊規(guī)模小，力量單薄，發(fā)展比較滯后。在現(xiàn)代信息社會，我們各種新媒體、自媒體充分發(fā)展的階段，確實我們的智庫要加強信息化的建設，加強與公眾的溝通。我覺得在信息化建設方面，我們的智庫還是存在著一些缺陷，比如說，我們的一些智庫沒有自己的網(wǎng)站。在公眾媒體上沒有自己的公共帳號，不太注重自己的研究成果的推介、傳播，像剛才我前面提到的美國賓大麥甘教授的研究報告說我們中國智庫有400多家，我們的專家說不對，你這個數(shù)字說小了。但是，麥甘上次到北京來開會，我在一次報道當中看到，他說我也想了解你們中國的智庫，沒有渠道，我在網(wǎng)上查不到，或者查到了只有中文的頁面，我看不懂。所以，這就從另一個角度暴露出了我們智庫對于充分地利用網(wǎng)絡來傳播自己的成果，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方面重視不夠。
[楊克勤]:剛才主持人提到的公眾，怎么與公眾更多地互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智庫一般被認為是決策者與社會、與公民之間溝通的一個橋梁，一個紐帶。就是說，在政府決策之前，智庫在提供決策咨詢建議的時候，你必然要做廣泛的調研。你們對社會、對民眾的訴求、他們的意見，有更多的了解，要把這個意見融入到你的研究成果當中，要充分地向決策部門反映。這是一個角度。另外，政府在作出了決策之后，智庫也該有義務、有責任積極地宣傳、闡釋、解讀政府的政策。這樣就是在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之間建立一個有效的溝通渠道，搭建一個互動的平臺。我覺得，我們的智庫這方面的工作還有不小的差距。在闡釋政策、引導輿論、分析社會輿情、疏解社會情緒、引導理性表達訴求方面我們還有很大的空間。智庫的幾大功能之一就有輿論引導，有社會服務，所以，我們要有效地發(fā)揮這方面的作用。
[楊克勤]:這兩個方面，你提得很好，這兩方面我們都要著力加強。
[主持人]:在這兩方面，我們目前提升的空間當中有沒有一些有形的計劃，或者對目前這種狀態(tài)我們如何有力的措施、成形的方案有沒有體現(xiàn)呢？
[楊克勤]:這次《意見》當中前面我所介紹的這三大部分當中，這些內容都有，都提出了原則的要求。下一步，我想我們的有關管理部門，還會制定一些貫徹落實的實施細則。作為智庫來講，自己也要主動地、自覺地按照《意見》所提出的方向、提出的原則要求，來研究自己的。
[主持人]:比如說像您今天作客我們這里也是一個新型的嘗試，在參與網(wǎng)絡上的宣傳。有網(wǎng)友說，智庫是新思想的發(fā)源地和集散地。在您看來，如何來提高我們智庫的創(chuàng)新能力呢？
[楊克勤]:這個問題很好。確實，智庫要開展一些戰(zhàn)略研究、超前研究和儲備研究，這些都離不開創(chuàng)新。我想從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一是，這次《意見》當中，中央明確提出來，堅持解放思想，堅持科學精神，鼓勵大膽探索。提倡不同的學術觀點，不同的政策建議之間，開展磋商、爭鳴，開展平等的深入的研討。我覺得中央這個《意見》提出的這些大的原則，可以說為智庫創(chuàng)新發(fā)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輿論環(huán)境。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從智庫自身來看，要增強自己的創(chuàng)新性，還是要苦練內功。我覺得可能包括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智庫要自覺地增強服務意識。就是說，我們的智庫研究，一定要緊緊圍繞重大戰(zhàn)略問題，圍繞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決策。要站穩(wěn)國家立場，站穩(wěn)人民立場。我們不能唯上、唯書、要唯實；不能人云亦云，脫離實際、嘩眾取寵；更不能食洋不化，立場搖擺。我覺得這是首先的一點，那就是要有強烈的服務意識。第二個方面，還要有問題意識。就是我們的研究要求研究者要有開闊的視野，要有敏銳的眼光，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特別是在一些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問題，我們要分析研判，它有可能給發(fā)展過程帶來的結果，作出一些超前研究。第三，我想應該有調研意識，就是我們要出創(chuàng)新成果，一定要堅持求真務實，這就是說我們要聯(lián)系實際，要接地氣，要深入實際。第四，我們要有創(chuàng)新意識，不能墨守成規(guī)。解放思想、大膽探索。第五，我們應該有合作意識，因為智庫的一個特點，它的成果都是以機構的名義提供的，不是個人發(fā)表的專著、論文。這里就要有一個集思廣益，既有分工合作又有協(xié)同創(chuàng)新。智庫內部團隊之間的合作，不同智庫之間的合作，甚至我們中國智庫與外國智庫之間的合作。總之，要有很好的合作意識。再一點就是時效意識。因為智庫的研究，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它的政策建議要有一定的儲備功能，就是說，你什么時間向決策部門提出你的政策建議，這個意識也要非常強。如果提的時機不合適，不能夠引起重視，達成共識，提得早，也許還沒有這樣的決策需求，提得晚了，時過境遷，也不發(fā)揮作用，所以這個時效意識也很重要，這也是一門工作藝術。
[楊克勤]:我覺得從這幾個方面，這就是智庫自身的苦練內功幾個方面。中央的政策創(chuàng)造了很好的外部環(huán)境，智庫自身苦練內功，通過這樣的一種創(chuàng)新，才能夠更好地推動我們智庫創(chuàng)新發(fā)展，提供更多的思想和創(chuàng)新的產(chǎn)品。
[主持人]:需要注意的還是挺多方面的綜合性的體現(xiàn)。
[楊克勤]:智庫建設應該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不是單兵突進某一方面的改革能夠帶來成效，它一定是綜合性的、配套的。
[主持人]:我們在宏觀上面有了一定的認識和了解之后，楊院長能不能跟我們介紹一下國家行政學院，我們知道國家行政學院是培養(yǎng)公務員，尤其是中高級公務員的新型學府。在我們去建言獻策這一方面，我們做了哪些工作呢？
[楊克勤]:看來主持人對我們學院還是非常了解。我在這里也向網(wǎng)民朋友們做一點介紹。國家行政學院1994年成立，學院成立的時候，國務院給國家行政學院確定的職責就是教學培訓、科學研究、決策咨詢三位一體。在實踐當中，我們不斷地探索。到了2009年，國務院又頒發(fā)了《行政學院工作條例》和《在新形勢下加強改進國家行政學院工作的若干意見》，按照這兩份文件的要求，我們進一步地加強了我們的決策咨詢工作。比如說，具體舉措：學院成立了決策咨詢部，過去沒有，這是2009年成立。這個部門一方面自身從事決策咨詢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負責全院決策咨詢工作的管理和統(tǒng)籌。2011年，也就是國家“十二五”時期，我們學院也制定了《2011年-2015年學院科學研究和決策咨詢的發(fā)展規(guī)劃》。在2013年，我們又成立了一個戰(zhàn)略發(fā)展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就是進一步加強了我們的決策咨詢的研究力量。2014年，學院黨委提出了質量立院的戰(zhàn)略，在這個戰(zhàn)略當中，加強決策咨詢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些年以來，我們積極主動地服務黨中央、服務國務院，參與了若干重要文件、重要講話的起草和修改。我們每年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了幾十份決策咨詢的研究報告。我們還專門辦了一份《國家行政學院送閱件》，就是用于我們向黨中央、國務院報送研究成果的載體，是一個直通車。我們還是在去年政府管理創(chuàng)新的一項實踐當中，也就是對簡政放權、增強企業(yè)市場活力、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開展第三方評估，受國務院委托我們也承擔了評估任務。這些工作都是我們主動地服務于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的一些具體舉措，也積累了不少成果。其中有許多得到了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批轉有關部門研究、吸收。我們也收獲了這方面的喜悅，也增強了做好決策咨詢工作的信心。